亚洲酝酿中的火势：防止中日战略冲突

沙文主义的教科书、挑衅性地参拜靖国神社、潜艇侵入、对天然气主权的争夺——这些是近几个月来动摇中日关系的事件。随着形势的不断升级，日本和中国相互敌视，甚至彼此看作威胁，从而增大了爆发地缘政治对抗的可能性。历史形成的仇恨、莽撞的政治考量、竞争的经济利益和对宏观战略环境的不确定认识都放大了双方的不信任感。中国实力的增长和日本谋求重新获得“正常”国家的外交和军事特征，使得中日关系可能会在未来进一步恶化。压抑的猜忌、仇恨和恐惧促使中日为争夺在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展开严重对抗，从而威胁到地区的稳定并损害美国的利益。

目前，活跃的中日商业关系仍未受到政治敌视的不利影响。经济利益据信可以成为阻止关系恶化的车闸。但历史的经验表明，在猜疑、争吵和不信任加剧的情况下，紧密而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并不能保证缓和紧张和相互克制。中日之间蒸蒸日上的贸易和投资沦为不断升级的外交和安全对立的牺牲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北京和东京必须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阻止双边关系产生灾难性的大崩溃。

美国迄今为止仍小心翼翼地置身事外，华盛顿的对日和对华政策却是影响这两国领导人战略考量的主要因素之一。事实上，美国的行为在某些方面导致了中日的紧张关系。在这一敏感而具有历史性的时刻，美国必须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改变中日之间破坏性的地缘政治动向。美国对冷却期强大而不偏不倚的支持，继之以旨在解决争端主要根源的多项具体建议，能够显著减少近期爆发全面战略对抗的可能性。

*历史和地缘政治的阴影*

肤浅的观察家很可能会把中日近来紧张关系的升级归因于双方、尤其是中方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一系列互不相关的错误做法（最近的一些事件可见附表。）事实上，中日不和睦的加剧既有更宽泛的历史因素，又是东亚战略格局变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使中日的敌对状态久拖不决。1945年日本的投降并未带来地区的和解、东亚的融合或者日本国内对帝国所犯罪行的普遍和深刻的认识。尽管大多数日本国民支持美国创立的和平宪法并发誓永不再战，但帝国侵略时期的价值观、意识和领导人并未像其在欧洲的法西斯盟友德国那样得到彻底地清算。这部分要归咎于美国的决定，即保留天皇并允许与帝国战争政权有牵扯的政治家和官僚重新掌权及在“崭新的”战后日本组建政党。从更广的范围看，战后的日本社会没有彻底放弃其扭曲的自我意识，即日本是一个被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侵扰的抗争的亚洲国家，最后被迫陷入一场自卫战争。许多日本人还宁愿自视为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侵略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岛和长岐遭受核轰炸的结果。不仅如此，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在亚洲两个强国间形成了长久的对立，从而使和解愈加困难。为了强化其民族主义的代表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意保持和加强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即一个具有潜在侵略性和军国主义的国家。

在冷战期间，美苏在东亚的战略冲突不仅掩盖而且有效地简化了未解决的中日争端。在日美安全条约的保护与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日本专心于经济复兴，而中国在国际上受到孤立，在国内则为政治激进主义所控制。中国和日本在1972年恢复外交关系，但很难说达成了真正的和解。这不是说中国和日本领导人没有做出和解的努力。实际上，在外交正常化之后的近二十年里，所谓和平友好典范是北京和东京关系的主调，两国领导人再三重申致力于维护双方的良好关系。为了支持双边关系，日本开始向中国提供实质的经济援助，并从自身原因出发将这种援助视做战争赔偿的替代品。直到近些年，大多数日本国民还在民意测验中一再表示，他们并不把中国当作严重的威胁。

但在官方对两国友谊的华丽称颂、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及战略上的安于现状之外，不论在国家还是普通国民层面，都很难看到真正的相互信任和尊重。中国不断警告日本军国主义会重新抬头，并试图利用日本的战争负罪感获得让步。同时，日本的许多政治精英一方面对中国实现真正的经济现代化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却同样对一个潜在的强大中国感到不安。事实上，两国都不愿接受对方作为分享地区安全和经济责任的平等伙伴。

*日中重新对抗的主要因素*

迥异的命运

冷战的结束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战略形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见证了中日之间日益深化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但回头看来，这种关系的发展并未改变相互猜疑和反感的根本。在冷战结束后动荡不定的战略背景下，两个发展态势在东亚汇首，并在十年之后从几个方面引发了中日仇恨的重燃。

第一，中日之间的相对势力均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了急剧的转变。中国经济开始迅速起飞，而日本经济则陷入了十年的停滞。两国财富增长趋势快速背离，仅在十年之后，差异就足以改变地区的势力均衡和影响中日关系。即便日本在绝对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上仍大幅领先中国，中国正在以令人吃惊的步伐缩小着差距。这一趋势带来了地缘政治考量的调整。日本的战略价值大幅下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曾将其奉为经济现代化的楷模。与此同时，出于对美国遏止的担忧，中国领导人开始关注稳定与华盛顿的多变关系。不幸的是，对中美关系的执著使北京忽略了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从战略角度看，北京应当解决这类忧虑并着手改善与东京的关系，以离间（如果不是削弱）美日同盟。恰恰相反，北京的忽视和对日政策的失误（最明显的表现是，此前有所节制的关于历史和领土问题的争端更频繁的爆发）开始促使日本精英层和日本公众越来越怀疑中国的用意并对北京对东京采取的严厉措施充满怨恨。偶尔，为了表示认识到对日政策的偏差，北京会向日本主动示好，朱镕基总理2000年就带着“微笑外交”的使命访问了东京。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姿态常常来的太晚，或者不足以挽回错误的对日政策产生的破坏作用。北京低估了东京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往往从国内政治考虑牺牲了对日友好的长远好处，并惯于对日本人的情感持不理睬的态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加强其政治合法性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起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该运动重在重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日本侵略的惨烈血战。中国政府是否制订了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妖魔化日本的具体计划值得商榷，但不可否认，该运动煽动了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反日民族主义情感。

检讨过去，对中国而言，在重新定义对日关系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失去的十年。中国如果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帮助陷入经济停滞、在政治上自我怀疑并失去与美关系未来战略方向的日本，北京可能已经大大加强了与东京的关系并重塑东亚的地缘政治版图。

日本的新政治版图

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第二个因素是日本国内政治版图的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和平主义运动的政治实力大为衰减。新选举制度和竞选资助改革削弱了各政党派别的力量，并赋予首相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议会选举竞选中。首相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权威经由2001年开始的多项行政改革显著增强。不仅如此，国内公众舆论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右倾，使诸如石原慎太郎（东京都知事）和安倍晋三（首席内阁大臣，小泉纯一朗首相的可能继任者）这样的国家安全鹰派人物挑动并利用民族主义，从而成为影响外交政策的有份量的声音。大多数公众舆论调查表明，反对修改战后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和武装力量）的人仍稍占多数。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日本议员倾向于修改和平宪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1998年朝鲜试射远程导弹之后，日本公众中对外部军事威胁的认知愈发尖锐。

日本政治和公众舆论的上述变化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见证了自民党内森喜派势力的上升，该派系是小泉首相的权力基础。除了个别例外，该派系主张强有力的安全政策，在自民党各派系对中国的猜忌最深。与此同时，亲华政治家和外务省专业官僚的影响力下降。主导对华关系正常化和不断从政治上支持改善中日关系的强力自民党政治家离开了舞台。

日本政治精英层中崛起的年轻一代，特别是国会议员，更愿意挑战中国。日本高层政治家越来越对中国不客气，尤其是在最敏感的历史问题上。小泉首相不顾北京的警告参拜靖国神社（纪念日本的战争阵亡者并保留有日本高级战犯的骨灰），就是这种挑战的典型。在最近二十年中，只有三位在任首相各有一次参拜过靖国神社。但在小泉任内的4年中，他参拜了5次。小泉和其他日本政治精英在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的挑衅姿态尤值得注意，因为正如民意测验一再显示的那样，日本公众舆论在小泉是否应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仍意见不一，难分高下。小泉坚持进行参拜，全然不顾其对与中、韩关系的巨大负面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将加强他与日本右派的关系，从而巩固其推进国内改革的努力。这样的坚持也出自小泉个人执著和坚定的信条，很多日本民众非常崇拜这些品质。

触发中日关系迅速恶化的具体事件大多互不相关，但随着数量的增加，似乎形成了驱使中日两国分道扬镳的恶性循环。

*改善关系的两步走方案*

国内政治变化迫使东京和北京的领导人在绝大多数敏感的双边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这包括历史、领土争端和台湾问题，争取妥协和宽容的外交空间由此受到极大限制。如果紧张加剧的态势持续，两国的重大利益将严重受损。

然而，尽管中日关系麻烦不断，有两个关键因素减少了爆发一场真正冷战的风险。第一，北京和东京都不愿推行对抗政策。除各自国内的少数民族主义精英之外，日中两国的政治领导层都希望遏止下滑的势头，因为他们的首要政策目标都是国内经济改革，而不是地区扩张。第二，两国都愿意维护互利的商业关系。大多数日本和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商业关系会不可避免地承受政治关系瓦解带来的可畏代价。中国和日本政府应当利用上述两个因素寻求和解并逐步重建相互信任。可以通过两步走的办法实现这些目标：冷却期，随后是实施新的双边合作议程。

************************************************2004-2005年中日关系大事件*****************************************************

 中国和日本均声称有权开发东海的天然气储备，这一争端尚未解决。2004年5月中国进行相关勘探活动后，这一紧张关系再度升级。日本随即允许其私有公司于2005年5月在有争议地区实施勘探。
 2004年8月，在中国举行的亚洲杯足球赛上，中国球迷在最后的中日决赛中向日本国家队报以嘘声，并威胁要使用暴力，从而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
 2004年11月，一艘中国核动力潜艇偶然闯入日本领海。东京向北京表示抗议，中方为此也做出道歉。此前日本曾就中国海洋调查船闯入日本专有经济区提出过抗议。
 2004年12月，日本《国家防务计划大纲》将朝鲜和中国列为“威胁”。
 2005年，日本加紧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中国，普通百姓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一场反对日本“入常”的签名运动，征集了约4400多万个签名。中国政府针对日本此举还进行了积极的游说活动。
 2005年2月，美日两国国防部和外交部长官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联合安全宣言，首次提出要将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双方共同的战略目标。北京认为日本的这一举措违背了其“一个中国”的承诺，并表明日本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中与美国并肩作战。
 2005年4月日本厚生部批准了备受争议的新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方认为日本重新修订该书，是企图美化日本的战争暴行。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数个大城市的上万名中国人参加了反日游行，损坏了日本外交馆舍。日本认为这些游行是受中国政府鼓励和指挥的。
 2005年5月23日，中国副总理吴仪突然取消原定与日本首相小泉的会面，原因是5月20日小泉公开坚持有权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取消决定激怒了许多日本公民，并视其为有意羞辱小泉首相。
 2005年10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取消了原定10月下旬日本外相的访华。
 2005年10月31日小泉首相重组内阁。外交政策的强硬派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均是继任小泉的有力人选。对他们的任命，加上小泉关于要重新修订宪法和制定新的关于美军驻日军事基地的美日协议的言论，都让北京保持深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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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期

鉴于东京和北京紧张关系的升级，冷却期对恢复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其间双方都要收敛挑衅性的行为。中国必须表现出最大的诚意以便为东海天然气田争端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类似2005年9月在该地区部署海军的做法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日本最近提出的联合开发三阶段建议显示出东京的灵活性，北京应该给予认真考虑。对小泉首相一方而言，必须进一步评估对华关系涉及的重大战略利益，修补因他不明智地参拜靖国神社而造成的伤害。凭借在2005年9月议会选举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承担修复对华关系的责任。如果参拜再次发生，中国也必须克制抗议行为，因为这样的抗议会像以前那样于事无补。

新型的双边关系

如果中国和日本在冷却期后设法稳定住双边关系，它们需要与其它亚洲国家一起解决三个长期深刻困扰中日关系的问题：

历史问题

日、中、韩三国应当建立一个三方委员会检查它们采用的历史教科书，并提出一系列标准以处理与教科书内容有关的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中国必须大幅减少文化节目（特别是影视作品）中刻画日本侵华战争的内容，因为作为长久以来反日宣传的主要来源，这样的节目只是回顾历史，不必要地激起民众的反日情绪。在东京方面，不能允许激进的厚生省推动歪曲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修订。

能源

日本和中国忙于展开代价高昂的能源资源竞争。作为主要的能源进口国，日本和中国在获得有保障的、廉价的油气供应和高效技术上利益一致。北京和东京应当与其它国家及美国一起，建立相关的地区能源联合体，以避免高价竞争并利用集体议价能力获取共同的优势地位。作为世界上最高效的能源利用国，日本也可以向中国提供很多帮助。

安全

北京必须严肃对待东京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关注。同时，东京需要向北京重申其“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并修补由2005年2月美日对台湾联合声明（见大事列表）所造成的损害。在美国支持下，中日应启动东北亚安全对话，将其作为探索建立地区安全框架的步骤之一。

*当务之急：美国的领导和调解*

中日在东亚新的敌视状态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巨大威胁。亚洲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陷入情绪化的、不断恶化的关系不符合华盛顿的利益，这会打断地区经济增长和稳定，甚至增加该地区爆发新冷战的风险。中日敌视状态的深化会严重限制美国的灵活性，最终把美国拖入与中国的对抗甚至冲突，尤其是在东京与华盛顿的同盟关系越走越近的情况下。从更广的角度看，加剧的敌视状态会在亚洲打入一个分裂的楔子，一方是美国和日本，另一方是中国和其它许多亚洲国家。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相对天真地鼓励日本担负更为激进的地区和全球安全责任，加之其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地区存在和军事能力应对不当，都导致了中日争端的恶化。华盛顿必须深入思考，美国鼓励日本成为其在亚洲羽翼丰满的安全伙伴如何影响了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安全关注。美国还必须更密切地注意，五角大楼不时发出的关于中国军力增长的危言耸听如何影响日本政治和决策。如果美国不尽力缓和中日争端，许多亚洲人将推断华盛顿暗自窃喜中日关系的紧张，以把东京纳入美国遏止中国的战略。美国采取的这种姿态会被广泛视为危险和别有蓄谋的。

美国应明确反对中日关系的恶化并向东京和北京施加巨大影响力，促使两国建立冷却期，改变日、韩、中三国在各自历史论述中的形象，建立地区能源联盟和创立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但是，在干预之前，华盛顿应当首先与两国、尤其是日本进行私下磋商。美国绝不能在如此敏感的问题上冷落亲密的盟友。这些步骤具有困难但并非不可为，它们不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蜜月期，前方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两个东亚巨人走到长期对抗边缘的紧张关系才能有所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