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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两级分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主与法制项目高级研究员艾姆尔 • 哈姆扎维 ( Amr Hamzawy ) 在其最近发表的《克服两极分化》一文中呼吁阿拉伯国家克服政治中日益严重的抵抗派与温和派的两极分化状况,并进行民主改革,以避免伊拉克与黎巴嫩悲剧在其他阿拉伯国家重演。抵抗派主张强硬抵抗美国和以色列试图在中东“共建霸权”的计划,但他们寻求垄断的权力并运用专横的方式,无视能够带来社会广泛共识的民主手段。缓和派则倾向于通过协商化解危机,以免放弃阿拉伯人实现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后希望。但他们的力量被布什政府在过去几年的做法严重削弱了,尤其是当缓和派对大国采取退让政策的时候,他们的主张似乎远离了大众。阿拉伯世界的希望在于各种政治力量放弃对立,转向多元化和多样化,在保证平等的公民权和公众参与的前提下,使其主张和做法更符合民主一体化的原则。

作者 Amr Hamzawy
由出版
《金字塔周刊》
 on 2007年1月12日

源文件: 《金字塔周刊》

阿拉伯世界要确保其最高利益就必须用民主复兴的手段来消除抵抗派与缓和派之间的分裂,艾姆尔 ·哈姆扎维这样写道。

阿拉伯的地区环境在过去数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地中海东部地区和波斯湾所面对的两大挑战要求这一地区的各国政府、反对派力量和知识分子精英抱有开放的心态,进行建设性的协调合作。

第一个挑战是研究如何消除目前在阿拉伯政治场景中占据上风的抵抗派与缓和派的两极分化状况。伊拉克悲剧性事件的屡次重演、拉菲克 ·哈里里 (Rafik Al-Hariri)遇刺以来黎巴嫩局势的持续紧张、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的获胜,更不用说在以总统艾哈迈迪 -内贾德 (Ahmadinejad)为首的激烈言词泛滥的背景下伊朗的地区影响力的不断膨胀,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两个意见截然不同的阵营。一派主张抵抗它所描述的 “美以共建中东霸权 ”的计划,而另一派倾向于通过协商方式化解危机,以免丢弃阿拉伯人实现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后一线希望。

先不谈叙利亚和伊朗的统治者试图采取抵抗派路线,这些在具有浓烈的宗教教条主义色彩的草根运动的背景下汇聚起来、其认同又不时与民族和宗派的从属关系交织在一起的抵抗派人士们,自认为美国陷入伊拉克这个泥潭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而可以使他们在自己的地盘对抗美国,并以此作为重新获得被侵占的阿拉伯权利的康庄大道。但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对次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心存疑虑,使得他们在概念化另一类国家实体及其内在推论上处于战略上的不利地位,从而使他们无法界定阿拉伯人之间的趋同与差异的界限以及这个政治实体与外来强权之间的关系。更糟糕的是,这些运动倾向于寻求垄断的权力和运用专横的手段来垄断实事、妖魔化国内反对派,而无视其形成抵抗的目标与手段以外的能够带来广泛社会共识的民主手段的重要任务。

缓和派 ——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势力范围内的各国政府与社会运动以及支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人 ——在两种情形之间的灰色区域里踌躇不前:一是好像那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似地屈从于美国对中东的霸权,;二是通过各种途径使出他们所有可能的战略牌,以积极地寻求使美国支配阿拉伯利益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这个阵营的重大窘境在于布什政府在过去几年里的做法严重侵蚀了他们的行动能力,而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影响力。而华盛顿拒绝利用它作为超级大国的势力公平而切实可行地解决中东的冲突,以及它在伊拉克冒险的附带后果,也严重削弱了支持和平立场的阿拉伯人的作用和可信度。因此,尤其是当缓和派政府对外部大国和问题采取绥靖策略,与独裁者、排他主义者和本国不妥协政府的精神与做法格格不入的那些时候,缓和派阵营似乎疏远了大众,而无法在解决阿拉伯世界关心的首要问题上取得任何重大进展的基础上使自己合法化。

换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抵抗派人士及其宗教随从兜售他们的行动、手段和预期的结果代表了唯一可以接受的、不容置疑的途径,这是错误的,尤其是以他们所采取的令人惊悚的绝对主义方式。与此同时,缓和派政府与自由主义者的失败首先在于它们未能创导赞成谈判解决方式的广泛共识,然后在于未能主动而勇敢地与一个在其中扮演美国盟国比许多其它潜在威胁更有害于阿拉伯利益的这样的新的地区环境进行斗争。,阿拉伯社会陷入这两个形成鲜明对比、似乎不可调和的两极之间,从而无法在一致赞同的民族原则和集体目标上形成认同感并共同对其加以捍卫。与之相反,形成的是越来越丑陋的政治氛围,其特征是相互揭短,相互诽谤;在救赎的宗教说辞的名义下或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由,为消灭对手制造借口。这种气氛的后果是阿拉伯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退化为消极行动者,而听令于已习惯于占上风或准备使自己占据上风的且手段日趋残忍的国际与地区力量。

第二大挑战的分量及其对阿拉伯市民社会的基础所构成威胁的严重程度是由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事态发展而加剧的。当人们把这些事态发展所共有的深层因素与它们所在的背景细节相分离的时候,情况就更加如此。制度化的政府的极其脆弱、缺乏法治、无法使公平规则渗入政治进程,所有这些情况都在传达一个简洁的信息;而执政官员、反对派势力和知识界应该发挥他们最敏锐和最客观的评判才能,来完成分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和最有效的补救办法的任务。除了罕见的例外情形,阿拉伯社会是一个差异相当大的社会。在为民事公民权( civil citizenship)和多元化的民主政府建立结构的和法律的基础,使之足够坚固耐久,以防止多数人的专制和少数派的独裁并形成超越狭隘的宗教种族边界的公共领域上,阿拉伯社会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地区的专制政府未能形成与其公民之间的自愿的社会契约,以维护人权和保障最低生活水平。无论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形成的反对派,还是普世主义或者今天最常见的宗教意识形态框架下组织起来的跨国运动的反对派,他们同样未能在为实现平等的公民权的可能性上激发人们的信心,无论在言语和行动上。我们必须达成共识:尽管有强国占领着伊拉克,而黎巴嫩又有着外部的干预,暴力事件在伊拉克层出不穷和黎巴嫩当前形势的现实根本上是我们数十年来自身失败的结果,且这种情况有可能在其它阿拉伯国家重现,除非各种政治力量 ——无论政府还是反对派 ——放弃它们的党同伐异道路,转向多元化和多样化,在保证平等的公民权和公共生活的公平多元化参与的前提下,使它们自己和它们的行为方式更接近于民主一体化的逻辑。

在建设性地应对战略环境中的主流变革及其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上,阿拉伯人的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少。在我看来,前进的唯一道路在于克服抵抗派 —缓和派两极分化的局限性和有害性,建立一个现实而灵活的共同利益理念及其维护措施(无论是通过与其他力量进行合作还是抗衡),并为国家间的民主互动探索越来越广大的领域,因为这是通往人性化政策、维护社会团结、复苏公民信心与希望的唯一道路。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不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发表机构立场。此处所阐述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并不一定反映卡内基及其工作人员和理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