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承诺到2020年,把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5%。对此既有赞扬之声,也有非议之词。我们认为批评家们对中国的指责是错误的,并将在本文中揭示,他们的批评缺乏常识和背景知识。他们的谬见并非无足轻重的学术争论:他们的批评为美国国内反对采取行动遏制气候变化的人提供了庇护,是阻碍有效的气候行动的冒险之举。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中国承诺的减排目标都是颇具力度的。在经济史上,除了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如此大幅度地削减与能源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法律上约束自己实现这样的目标是令人惊讶的,它体现了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担忧。

对中国的减排目标的批评,部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允许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继续上涨。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源服务水平低,亿万中国人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目前,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是中国的4倍。奥巴马总统支持美国到2020年减少碳排放将近20%的目标。如果中国履行其哥本哈根承诺,美国也执行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减排目标,那么到2020 年时,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仍将是中国的2倍。1美国以中国为借口拒绝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是不诚实的行为。
 
虽然如此,对中国而言,接受温室气体排放的上限并努力把碳排放减少至零,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家暗示,中国政府可能在2025年接受一个碳排放总量的限额,并在此基础上,到2050年实现减少30%或更多碳排放量的目标。然而目前,中国为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执行它已经提出的哥本哈根减排承诺。对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的批评既缺乏建设性,又有失公允。如果这些批评不是以冷嘲热讽的方式掩人耳目、逃避责任的策略,那就只能用学术懒惰或条件反射性的“抨击中国”来解释了。

为什么中国的承诺意义重大

对中国减排目标提出的主要批评是:它仅仅代表了现状,或者说延续了当前的政策、措施和发展趋势;可以这样认为,它只体现了“一切照常进行”的态度,除此之外毫无新意。我们可以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首先需要说几句题外话,解释一下中国的碳排放强度目标。在这里,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经济产出(国内生产总值,亦即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由于中国的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是燃烧化石燃料而产生的,所以碳强度跟能源强度紧密关联。一个经济体的碳强度关系到能源的最终使用效率、高能耗重工业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以及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行为。尽管中国消费者在住宅和汽车上消耗的能源要少得多,但中国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仍然相对较高,因为其工厂的效率相对而言较低,同时重工业在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每年都可能改变。经济学家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 energy-GDP elasticity)来表示这种关系。简言之,就是能源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值。如果经济增长翻了一番,能源消费也翻了一番,那么这个比值(即所谓的“弹性”)就是“1”。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通常均值为1.0至1.5,但在整个经济史上,发展中国家都典型地表现为能源消费的增速快于GDP的增速。GDP翻一番往往意味着能源的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一倍甚至两倍。
有说法称,“中国的哥本哈根目标只要求维持其当前的政策,而并未提出新的要求;中国除了继续实施其已经采取的措施外,无需再做别的事。” 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呢?它是不正确的(见表1和表2)。

中国的哥本哈根目标将要求其碳强度每年减少4%。如果未来10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为8%,那么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必须是0.5;但如果GDP年增长率仅为6%,弹性系数就必须仅为0.33。中国的减排目标不依赖于GDP的增长。如果GDP增长速度慢,该目标将会更难以实现。中国的减排目标承担着政治上的风险,其原因是:GDP增长将增添效率更高的新基础设施,增长速度越快,高效率的新资本设备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如果经济增长缓慢,则要求报废现有的资本设备。简而言之,这意味着更多的现有工厂将被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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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的确曾在一段长时间内大幅降低了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像所有中央计划经济一样,对能源的浪费十分严重。改革、重组、能源短缺和极其严格的管理,使中国得以迅速降低了能源强度,并进而降低了碳排放强度。

但是,过去10年来,中国经济在减少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方面做的并不好。自2001年开始,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开始明显上升并逐年加剧,直至2006年2。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增长远远快于经济的增长。从技术上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碳排放弹性系数大大超出了。

随后,中国中央政府强制推行了一个5年期的政策,明确提出严厉的“能源强度”目标: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20%。为此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使上述趋势得以改变。这一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但由各省市的政府部门贯彻和实施。后者把该项政策视为拖累GDP增长的包袱和束缚当地发展规划的枷锁。这项政策将于2010年到期。3

过去10年间,人们期望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对中国能耗的降低做出重要贡献,也就是说,寄望于重工业占GDP的比重显著降低。但实际上,主要工业(重工业、能源密集型产业)占GDP的比例仅从12%降到了11%。第三产业或轻工业占GDP的比重则丝毫没有增长。同时,钢材、水泥和化学制品的产量还突飞猛进地暴增。与2000年相比,水泥产量增长了一倍多,钢产量则增长了几乎3倍。

只是在最近两年,中国才把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增速降到了GDP的增速以下。自2001年以来,中国在实现其哥本哈根减排目标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只有2008年是一个例外。当然,由于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对2008年的有关数据必须慎重地做出结论。例如,在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的电力需求令人震惊地下降了7.1%,这是十分反常的。4

而且,许多省份未必能达到它们当前的减排目标,并且可以预期,它们会反对继续延续和加强这些目标(见表3)

中国目前的能源强度政策(亦是本文作者所支持的),可以被视为严格的、甚至极端严格的政策。该政策迫使成千上万家未达标的工厂、电厂、生产线关闭。无法想像这一政策能在美国施行,更不必说继续施行10年。像国际能源机构(IEA) 那样把它视为“参考情景”,是大错特错的。

初涉气候政策领域的人会感到迷惑,国际能源机构为此要负一定的责任。该机构的年度报告《世界能源展望》中包含的全球气候政策选择“样本(情景)”误导了人们。最根本的问题是,IEA根据“当前政策”,构建了一个预测未来排放情况的“参考情景”或曰“基本情景”。这种构建IEA所谓的“参考情景”的方法,假定中国会继续延续其最近采取的降低能源强度的措施。同样,欧盟的“20-20-20”哥本哈根承诺也被纳入这个“参考情景”中,因为这是已经决定好的。5 IEA的做法奖励了懒惰者,惩罚了负责任者。例如,2009年的《世界能源展望》提到了美国的《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法案》(Waxman-Markey legislation),但没有把它到2020年时减排17%的目标考虑进去,因为它尚未获得通过并签署为法律。如果它已经成为法律,也会被包括在“参考情景”中。这样一来,已经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作出艰巨承诺的国家反倒因为采取了行动而受到惩罚。

对IEA分析的误解不能全怪IEA。该机构对自己设计的“参考情景”清晰地作出了解释,它写道:“参考情景绝对不是一种预测,而是描述了如果各国政府不改变其现有的政策和措施,全球能源市场将如何演变的基本情况。”6
 
然而一个问题是,中国实际上尚未像IEA所假定的那样延续其政策措施。事实上,数据显示,中国甚至还没有实现那些旨在降低能源强度的政策所确定的目标。今后5年的能源政策应该在这个冬季的后期宣布,并且可能包括IEA假定中国将会采取的积极的环境保护和清洁能源措施。但是,这个决定决不是一个预先做出的结论。对那些密切关注中国的能源政策的人来说,众所周知,中国的许多省份在想方设法地削弱政府的能源强度政策。把这些现象描述成“参考情景”或现状是不符合事实的。IEA也许是对的——中国中央政府终将赢得胜利,减排政策将得以延续,但该机构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样做将面临困难重重。
 
事实上,IEA对中国的减排承诺已经给予了肯定,认为其“意义深远”。该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法蒂•比罗尔(Fatih Birol)估计,中国的承诺将使预计的碳排放量减少10亿吨;中国的哥本哈根承诺将“……使中国处在遏制气候变化这场战役的最前沿。”7

结论

从本文对中国以往的记录和短暂经济史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向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提交的减排承诺具有重要意义。地球村应该毫不犹豫地握住这个承诺,以便及时让中国把它锁定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目前,美国应该加快行动的步伐,以展现其领导地位,否则将面临远远落在中国后面、难以在重大问题上成为全球领袖的风险。中国的哥本哈根承诺令美国国会感受到了采取行动的压力。

IEA可以发布一份正式声明,解释它构建的“参考情景”及其含义,从而帮助澄清事实。它还应该在网上免费发布《世界能源展望》(每本150美元),帮助世界各地的分析家们理解其“参考情景”的奇特构建方式。

哥本哈根官方代表团会议不妨拥抱中国未来10年的行动计划,同时鼓励中国政府在此后不久为其碳排放设定上限。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应对中国政府展现领导地位的表现予以回应,作出它自己强有力的减排承诺。

笔者感谢清华大学的能源与环境教授王燕佳为本文提供的数据和分析;同时,亦感谢蓝月亮基金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的支持。

 

 注释:
1.国际能源机构,《世界能源展望2009》(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9) 
2. 钱德瑞,桂和莉,“中国的能源和排放:一个转折点?” 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WD-SA-6548),2004年。
3.来源:2008年、2009年各省领导人在于广东、广州、云南、昆明召开的工作研讨会(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组织召开)上发表的谈话,提交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项目报告,2009年。
4.IEA 2009, 第157页。
5. 此处指欧盟2020年减排、提高效率和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幅度分别达到(或  
接近)20% 的目标。见 ec.europa.eu/commission, 2009年。
6.IEA 2009, 第37页。.
7.见马洛•伍德( Marlowe Hood),法国新闻社,“中国承诺满足全球1/4的需求:IEA”,2009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