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印巴战略三角
Strategic Triangle
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2013年8月5日,《力量》

最近,印度分析人士断言,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在核武器上密谋合作,这一断言不免让人不安。无论这种指控是子虚乌有还是确有其事,引发出来的问题都颇令人寻味:南亚观察家应如何认识中国作为区域“战略三角关系”之一这一地位的潜在影响?

参照从冷战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传统做法是从一对一的对偶竞争关系角度来看待南亚核竞争。然而,若从三角关系角度评估区域内威慑行为,则可条分缕析地理清印度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倘若中国对巴基斯坦施加影响,协助或怂恿巴基斯坦对印度进行核威胁,那么印度怎样才能促使中国改变其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呢?

战略三角关系

对许多分析人士来说,把南亚核竞争看成两国博弈是最自然的想法。这种来自于美苏冷战的经验教训有助于避免印度和巴基斯坦展开军备竞赛,或者更糟糕的情况——动用核武器。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许多分析人士费尽心思,分析冷战时期与当今时代的不同:从资源差距到国际体系两极对立,再到地缘政治。然而,冷战时期与现代安全环境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今天南亚地区的战略现实为三角关系,而并非两极对立或一对一的对偶竞争关系。

最近中印两国不断加强的安全竞争,中国对拉达克突犯次数的增加与印度试射中程弹道导弹节奏的加快,都一齐指向了理解中国在这一战略三角关系中角色的至关重要。虽然在过去十年,或更久的时间里,印度分析人士都专心研究中国事务,然而目前都没有一部深入研究关于印中对偶竞争关系的文献(相比较印巴关系的研究文献而言)。在印中分析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最近有一部作品得以编辑成册,名为《中印核武十字路口》(此书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出版)。此书对三角格局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在分析界,对中印两国信任建立措施及威慑发展演变的理解正在引起各方更浓厚的兴趣。但是关注重点仅仅放在一对一的对偶关系(巴印关系、印中关系),往往会掩盖引起竞争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历史还是当前,中国在南亚次大陆的行动都说明,应该从一个三角的关系来理解南亚安全发展问题——这里为了避免与“核三角”相混淆,我们用战略三角关系来形容。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竞争者,中国位居三角关系的顶端;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为三角形底边两端;由此构成战略三角关系。中印一边属于竞争关系,中巴一边属于合作关系;一条边上的关系发展会对另一条边的事态走向产生影响。例如,印度试图谋求与中国达成某种程度的战略平等将会刺激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缩小所谓的威慑差距;同时谋求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从而抵消来自印度的威胁。这种模式更具体表现了威慑目标的指向性和相互关系性,而并非简单的一对一对偶关系。

中巴核关系

三角关系模式所带来的关键问题集中体现为中巴关系的实质。有印度分析人士声称,中巴之间正在进行核武器合作。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希亚姆•萨兰(Shyam Saran) 在2013年4月24日发言中直接提出了这一指控,并就此指控做出了半官方声明。在这次发言中,他指责“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援助计划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这项有关中国正在援助巴基斯坦核武器计划的声明值得关注和进一步分析。毫无疑问,历史上中巴密谋合作过,但惯常的说辞是(至少在美国)自北京1992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后,中国就停止了其大范围对外非民用核的援助。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浓缩铀和再回收计划提供的支持曾引发一些关注,但自此以后,类似有关援助的公开信息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果印度分析人士的指称所言非虚,就等于说中国违反了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作的承诺。

然而,许多有关中国对巴基斯坦提供核援助的指控(除了为民用核电反应堆提供的援助,这是有据可查的)都语焉不详,缺乏相关证据。以退役海军少将拉贾•梅农(Raja Menon)的声明为例,他说“在中国的援助下,巴基斯坦的核工厂当前正在进行不同寻常的大规模改造,将要改造成一个钚弹和钚-铀弹生产线”。他还进一步明确说明,在没有进行爆炸试验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没有能力为其新型“纳斯尔”短程弹道导弹开发小型核弹头,为此巴基斯坦势必需要援助。他含沙射影地指出:“援助来自何方一猜便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哈什•潘特(Harsh Pant)的指责就更彻底、更具针对性,他说:“巴基斯坦人的核武器计划本质上就是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延伸。”

这些指控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全都是经推论得出的,是以巴基斯坦无法自行发展其钚生产反应堆、小型核武器以及可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评估为基础。因此,巴基斯坦一定得到了外国援助,而这种援助一定来自中国。这种逻辑看似天衣无缝,但没有确凿证据无法既成事实。当然,这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中国提供此类援助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对这种争论的分析结果是,将对巴基斯坦战略能力发展和“核讹诈”战术的愤怒转嫁于中国。

中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将巴基斯坦出现核过失的矛头指向中国,否认巴方机构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印度只能通过重视三角关系中的中印关系来改善安全环境。此主张值得分析,因为似乎它引出的问题比其能够提供的答案还要多。中国能否约束巴基斯坦的核行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基于何种条件?印度可以采取何种行动从而促使巴基斯坦改变对印度的态度?

第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像外界估计的那样能够左右巴基斯坦的核政策。巴基斯坦领导人喜欢用“比山高、比海深”称赞中巴情谊,但中国官方很少使用这样的夸张说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中国似乎以更务实的角度看待中巴关系。中国公司积极参与许多大型商业和工业工程项目,其中包括数个沿地势与过境走廊施工的项目。目前,巴基斯坦是中国核电反应堆的唯一客户,但中国为此不得不扩大令人难以置信的优惠融资政策。巴基斯坦军方采购中国各种硬件设备,综合这类活动的影响,中国有可能从战略上左右巴基斯坦的核决策,但这样的结论充其量也不过是揣测而已。

更大的可能性是,中国认为直接协助或怂恿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会从战略上受益。按照这一逻辑,巴基斯坦的“全方位”威慑战略迫使印度关注其西部边界,从而使印度无法做到心无旁骛地投入所有资源以应对来自北方的更强大竞争对手。但支持这一看法的直接证据却很难查出,同样地,充其量只是视情况而定。但假设中国当前采取的政策是默许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怎样才有可能促使北京改弦易辙呢?中国官员偶尔会对巴基斯坦重点训练与东突运动有关联的武装分子一事公开表达不满,但对巴基斯坦从事与核武器相关的任何活动都不置一词。可以推测得出的是,中国政府关心的是巴基斯坦内部是否稳定团结。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并不愿意与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为邻。在这样的国家里,不怀好意的危险分子可能会有办法接触到核材料,不管这种设想的可能性是多么的渺茫。除非巴基斯坦政府垮台,否则很难想象中巴会走向决裂。

即使中国能够说服巴基斯坦,或对该国施压让其对核政策作出调整,减少对印度的威胁,但印度怎样才能促成中国这么做呢?作为一种选项,梅农上将建言说:“印度政府首先需要承认,在巴基斯坦核武器上中国是诱因,不要畏缩在二次打击的核战略思想中。中印力量悬殊巨大,但印度仍然有多种战略备选方案应对中国。”这种做法将怎样解决巴基斯坦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促使中国对巴基斯坦施压以限制其核武器库,现在还不明确。

值得回忆的是,中国的核武器发展与战略思想首先是受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推动,印度仍然是次要考虑因素。因此,如果印度寻求的是战略性竞争,而非仅仅依赖发展二次打击能力,那么它是否能与中国平起平坐将取决于南亚地区以外的发展变化。因此,针对中国的进攻性核竞争战略,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巴基斯坦而言,效果都不会明朗。进攻性核竞争战略将耗资巨大,尤其在预计印度经济将变冷的时刻。

是否存在其他办法可促使中国向巴基斯坦施压约束其核政策呢?根据推动中国战略重点的外部因素,不难预料印度针对中国扩充军事实力的做法不会促成中国官员改变对巴政策。恰恰相反,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走向正常化,解决历史遗留纠纷,普遍减少威胁行为,中国似乎才会有动力鼓励巴方限制核发展。在这些情况下,巴基斯坦无需增加对核武器的依赖,中国也不会因为迫使巴基斯坦限制核发展而有出卖巴方之感。

经过分析,战略三角关系模式在考虑南亚威慑发展演变时颇有帮助。但是,只关注中巴关系会使印度战略视野变窄,毫无益处可言。除了提高与中国在战略上的竞争,想必存在其他选项可以解决印度战略前景不稳定的问题。例如,直接面对巴基斯坦,共同解决一些问题的想法并非异想天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印度关心的“巴基斯坦问题”的途径可能是直接通过巴基斯坦,而不是通过中国。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日本政坛新一次世代交替
A New Political Generation in Japan
桑岛浩彰(Hiroaki Kuwajima),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2013年8月7日,华盛顿特区

即将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将对国内改革和立法走势产生重大影响。安倍晋三首相及其领导的自民党占多数席位,此次参议院选举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次全民公投。此外,随着此次选举结束,新一批决策者将崭露头角,进入日本国会。桑岛浩彰将对选举后局势进行分析,重点关注日本政坛新老交替及其对日本政治经济的潜在影响。主持人是詹姆斯•肖夫。

中缅油气管道开通

China-Myanmar Pipeline Starts Operation
王韬,电视采访,中央电视台,2013年7月30日

卡内基-清华研究中心王韬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解读了中国、缅甸、韩国和印度签订产量分成协议共建中缅油气管道背后的政治角力。王韬指出,中国与国外跨国公司合作建设油气管道,可有助于该项目向前推进,获得安全保障。这条油气管道每年将向缅甸输送200万吨原油。王韬表示,尽管担心中国可能会在缅甸失去其开发项目上的传统竞争优势,但中国与国际石油公司和跨国公司合作,可以帮助降低项目在敏感地区的风险。他补充说,这种合作也可能让中国企业掌握与地方社区打交道的“独特知识或技巧”,帮助缅甸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王韬指出,中国在建设过程中有必要对缅甸地方社区提出援助,而且中国企业应在海外透明经营,与地方社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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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戏上台
Now Press Play
弗雷德里克•格瑞尔(Frederic Grare),2013年8月2日,《印度快报》

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印度之行引发了美印关系前景的讨论。格瑞尔指出两国关系暴露出紧张迹象,根源在于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印度担心美国通过巴基斯坦从中斡旋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从而两国就确保美军顺利从阿富汗撤回达成协定。此外,印度政府的内忧外患加上与美国实力悬殊较大,于是显得更加不安。在经济问题上,美国对印度政府近期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有所抱怨。格瑞尔认为,虽然过去二十年经济和战略成果显著,但印度大多数伙伴国家对其战略或经济领域的警示表明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视美驻日海军陆战队迁移问题
Getting Serious About US Marine Relocation in Japan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2013年7月17日

美日两国计划将冲绳普天间基地的部分官兵迁移到更北部人口较为稀少的边野古村,可此迁移计划需要冲绳县政府批准一个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边野古修建离岸式机场跑道的填埋许可证。肖夫认为,虽然此迁移计划的具体执行重重困难,却似乎是解决美驻日海军陆战队迁移唯一可行的方案。他指出,美日联盟在等待冲绳县政府回应期间,应该做好两手应对准备。一方面为早期实施阶段制定高级别的政治监督计划,设立边野古迁移计划实施任务组,筹备日美领导人和冲绳县县长三方会议;同时也应做好冲绳政府拒绝批准填埋许证的准备,包括日本在县长否决情况下采取新的法律措施,或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普天间基地的升级改造上,在保证基地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提升其安全性,减少对当地的干扰影响。

中美合作新焦点:低碳城市
A New Focus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Low-Carbon Cities
蔡欣培(Shin-pei Tsay),维多利亚•赫尔曼(Victoria Herrmann),2013年7月24日

虽然中美两国已经在全球气候变化广泛的技术联合研究领域开展了双边合作,以有助于减少全球碳排放量。但仅仅延续两国技术合作开发是不够的。作者认为,现在需要超越联合研究的范围,了解技术如何与实际政治制度、经济市场和既有的基础设施协同运作。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必须走出实验室,回到现实世界。中美两国成立的气候变化工作组在2013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提出五项新的行动倡议,其中智能电网技术、建筑能效和低碳交通这三项倡议最为突出。作者分析了两国在这三项合作中的现状以及发展前景,并建议,为使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美两国必须通过伙伴关系,从当前的还原技术合作研发转向共同实施中美城市试点项目。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基于媒体的数据收集》
China’s Development Finance to Africa: A Media-Based Approach to Data Collection

奥斯汀•斯坦其(Austin Strange), 布拉德利•帕克(Bradley Parks), 迈克尔•J•蒂尔尼(Michael J. Tierney),安德烈亚斯•福斯(Andreas Fuchs),阿克塞尔•德雷赫(Axel Dreher), 维贾雅•德兰(Vijaya Ramachandran),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2013年4月

文章指出,在过去十年中,来自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外援助有所下降,而非西方国家政府提供对外援助的热情却大大增加。其中,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印度被认为是这些非西方国家援助国的典范。但另一方面,这些新兴的发展资金提供国拒绝参与现有的援助报告系统,例如经合组织的债权人报告系统(CRS)和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IATI)。作者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在数据报告上缺乏透明度,这对现有的援助体系提出了挑战。

文章指出,尽管中国当局已经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措施使其发展项目资本运营更加透明,然而官方数据来源没有覆盖大部分资本活动。中国官员认为,公开官方数据会让公众注意到接受援助最多的国家,导致来自其他受援国的压力增大。其次,各部委之间在对所使用的中方劳动力进行定价方面很难统一。再次,公布中方援助数据也可能引发国内对外援行为的批评,因为中国国内依然有很多地方处在贫困之中。

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章希望通过分析媒体报道,而不是依赖官方数据,来建立中国在非洲支持项目的数据库,并以此增加对外援助的透明度。该数据库囊括了中国2000年到2011年间在50多个非洲国家开展的1673个项目,官方融资承诺高达75亿美元。

这一数据库量化了中国在非洲的发展援助活动,但从媒体入手收集的数据在完整性、准确性上存在缺陷。首先,同其他社会科学调查一样,媒体的数据收集也可能出现数据输入错误等人为误差。其次,从媒体中提取的数据并不能完全替代准确的统计数据,尤其是在新闻自由和新闻独立性较为缺乏的国家,报道可能有失公允。第三,报道可能是不全面的,因此,依赖于媒体报道的数据收集可能导致误差和偏见的存在。

 

《中国视角》
Chinese Perspective

王缉思,韩国峨山政策研究中心(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2013年7月19日

文章指出,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亚太地区见证了持续的和平、稳定和整体的经济增长,尽管在海峡两岸和朝鲜半岛偶有争端。在这段时间中,该区域涌现了众多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建设“新的安全架构”构想的机制。然而,在过去的三到四年,这种努力和讨论似乎越来越少。在区域政治上,这很明显是缺乏进步,甚至是倒退的表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情况稍好,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和实施也受到政治因素的阻碍。

作者指出,所有这些事态发展的背景是中美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许多中国评论家认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政策旨在遏制中国,鼓励其他亚洲国家对中国“目中无人”。类似的观点非常流行,中国人普遍认为美国偏袒日本,挑拨中日关系不和谐,因而美国应为两国关系恶化负责。在这些人的眼中,华盛顿还故意离间中国和缅甸,导致中国在缅甸投资受阻。他们还指出,华盛顿的强硬态度和敌视平壤的政策导致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换句话说,为亚洲提供安全保障掩盖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即维持其区域霸权、压制中国崛起。因此,中国唯一的选择是加强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以对抗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压力。在战略上,他们主张中国接近俄罗斯和其他“亲中”国家,防范美国干涉内政。

东亚的和平稳定免不了要处理好中美之间关系,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模型。作者认为,中美关系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例如美日之间过分亲密难免引起中俄的战略不信任和军备竞赛。作者提出,建立大国关系的新模型应该推动更多的经济、社会领域的合作,避免对抗。而处理传统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棘手的领土争端,一个更好的办法是“求同存异”。中国应更多关注其邻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应该重视中国对主权问题的重视。

 

《中国军事发展:西方视角下的分析》
Chinese Military Modern and Force Development: A Western Perspective

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阿什利•赫斯(Ashley Hess),尼古拉斯•亚罗什(Nicholas S. Yarosh),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13年7月25日

文章对美国和中国的军事部署和计划做出了分析,指出美国的军事战略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而这一不确定性在评估中方的行动时是必须加以考量的。 同时,文章希望为促进美中就双方军力变化的对话提供基础。

在美国方面,文章认为美军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可能会发生战略变化。但作者也指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计划还不明确,因为具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尚不明朗;另一方面,未来国防预算的规模还无从定论,美军将可能面临国防预算削减。除此之外,海军和陆军的比例变化也难以确定。这使得美军的未来计划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作者认为,虽然美国未来的军事部署暂不能确定,但至少当下的计划不会导致美国在亚洲进行大规模增兵,也不会导致中美两国的对峙。

在中国方面,文章认为中国一直在寻求改善军队质量,积极推动军事现代化。解放军似乎更多地着力于作战能力的改善,而不是单纯地扩张军队规模。这具体表现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裁军,但却不断更新换代军事装备和武器,推进现代化军事体系的建立。作者认为,中国的这些努力已经颇见成效,中国正在踏上现代化军事强国的道路。

总之,当下中美两军之间存在战略不信任,这对未来避免军事冲突和军备竞赛都是一个挑战。作者认为,中美两军迫切需要就当前各自的军事现代化和军力增长情况——包括军队规模发展计划和军队结构调整——展开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Rebalancing the Chinese Economy

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尼古拉斯•博斯特(Nicholas Borst),米尔肯研究中心(Milken Institute),2013年7月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三十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受瞩目的传奇。中国的发展战略是吸引外国投资、大力推进出口产业、劳动力由农业向制造业转移、兴修基础设施、支持工业化建设。然而,尽管这一战略的成功不可否认,它也不是万能的。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已经经历了经济放缓,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必须改变其增长模式来维持长久的经济繁荣。

分析师认为,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产生与之相匹配的家庭消费的增长。虽然经济蛋糕越做越大,但收入不平等加剧,对社会凝聚力产生极大破坏。除此之外,投资过热导致了资产泡沫和资本浪费。为了使经济发展更加可持续化,中国需要重新平衡其经济增长的来源。

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减少政府管制和市场干预,让供需平衡来引导经济运行。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失衡是很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府操控的利率、汇率和扭曲的能源价格。在借贷问题上,私有新兴企业面临“借款难”,它们被迫以过高的利率进行借贷,这推高了商业的资本成本,也危机企业的偿付能力。在汇率问题上,中国的货币被严重低估了。人民币稳步升值虽然会损害出口,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出口部门提高生产率、防止过量贸易盈余的出现。但这些都要以减少干预和国内利率自由化为先决条件。在能源价格上,对电力和液体燃料的隐性补贴导致了效率低下。

除此之外,中国投入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也过少。政府应该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全面社会安全网,集中精力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这也有利于增加家庭储蓄率。户口改革和税收改革也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和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总之,作者认为,中国迫切需要对其经济结构进行再平衡,重视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服务业、提供有竞争力的利率和政策变化、增加社会转移和收入再分配,从而维持经济社会的长久发展。

 

《解决南海问题的下一步》
Steps Forward for China to Resolve its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滕内森(Stein Tønnesson),环球亚洲(Global Asia),2013年6月

尽管近年来在南海紧张局势升级,但作者认为中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这一争端。诚然,这将是一项棘手的任务,但它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文章指出,中国至今仍未走向与周边国家的全面谈判。作者预测,基于其国家利益,中国政府将采取一个更现实的和解政策,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南海问题,而不再坚持纠结于U形线的划分。

作者指出,这么做将是困难的,因为U形线已经成为中国主权问题中一个根深蒂固部分。然而,出于领土完整的需要、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最终采用的战略一定是有利于该区域的稳定与和平发展。

领土完整:中国最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是在台湾,而南海问题又与台湾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分析中国的南海战略必须考虑台湾战略。两个战略的合作协调可以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让台湾做出必要的让步。

国家安全:增强国家安全的途径有三种:结盟、提高军事能力和建立友好关系。中国迄今还没有同任何国家建立军事同盟。而尽管中国已经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来现代化其武装部队,解放军的海上作战经验仍然不足。因此,从海军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最佳选择不是搁置其在中国南海的海上纠纷,而是积极地寻求和解。

能源安全:南海潜藏的大量石油和天然气显然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占有这些资源的独家所有权:中国需要的是能源本身,而不是从出售能源中获得收入。如果海上边界商定,邻国毫无疑问将准备邀请中国的石油公司参与合资开采。从中国能源企业以及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这将是一个明显的优势。因此,界定海上边界宜早不宜迟。

环境保护:环境问题现在被中国纳入国家利益范畴。在海上,当下迫切需要保护日益减少的鱼类种群,并有效地防止过度捕捞。这更需要完成海洋划界,明确各海域的责任。

总之,推出积极的政策达成和解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通过双边谈判划定海上边界将需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外交周旋。中国领导人必须勇于做出实质性让步,特别是承认其他国家在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而作者建议中国在起步阶段开展两项主要任务:建立包括台湾代表的协调小组和澄清U形线的含义。

当下,中国在南海存在的主要法律纠纷有三种:超过航行权,拥有主权的岛屿和海上边界。虽然他们是密切相关的,但也可能会被分别对待。通过放在首位海洋划界,中国可能继续搁置其复杂在多个小岛的主权争端,同时建立会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航行权。这对中国及这一区域的稳定都是有利的。

 

《美国的全球形象优于中国》
America’s Global Image Remains More Positive than China’s

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2013年7月18日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许多人认为它会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然而,中国的日益强大并没有为其带来更积极的形象。总体来看,相比中国,美国有着更好的全球形象: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更愿意看到美国成为自己的国家的合作伙伴;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却使其邻国战战兢兢。

调查显示,虽然许多国家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70%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尊重其人民的个人自由。相比之下,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尊重个人权利。而不同地区和国家对美国和中国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在欧洲,美国得到大多是积极的评价,美国形象最为负面的地区在穆斯林世界,特别是巴基斯坦(仅11%的正面评价)、约旦(14%)、埃及(16%)、巴勒斯坦地区(16%),只有21%的土耳其人积极看待美国。在亚太地区,美国获得较为有利的评价,尤其是在菲律宾、韩国和日本。

3个以穆斯林为主的亚洲——印尼,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对中国表达了积极的总体看法。此外,许多巴基斯坦人和马来西亚欢迎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但美国在这两个地区享有软实力优势:美国的科学和科技成果、商业模式和流行文化都被许多人所接受。

总之,调查表明美国的全球形象普遍优于中国。然而,虽然彻底的反中国情绪是有限的,中国的形象仍然面临一个挑战:世界各地普遍认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单方面行事,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决策和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