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编者按:11月24日,伊核六方会谈达成临时协议。这一协议不仅对伊朗核问题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可能对中东地缘政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收集两篇文章,由卡内基一位伊朗问题专家和一位核问题专家撰笔,分别从地缘战略角度和核技术角度来分析伊朗核协议的意义所在。

牵手伊朗:迹象乐观,但时机尚未成熟
Good News, But An Alliance with Iran is Premature
卡里姆•萨查德普(Karim Sadjadpour), 2013年11月26日,《纽约时报》

自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亲美的君主制被恶毒反美的神权政体取代后,敌视伊朗、拉拢沙特就成了美国在石油资源丰富的波斯湾地区的两大外交战略。而美伊近期达成了过渡性核协议,这莫非意味着我们已接近战略重组的边缘?

答案很简单:非也。

美国、伊朗和沙特三方关系的异常之处在于,伊朗和美国拥有共同的敌人,包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均受沙特阿拉伯偏执的瓦哈比派的影响。

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地缘政治竞争,而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却是受到了陈旧意识形态的驱动:自1979年以来,伊朗的伊斯兰领导人时常将革命教义——即排斥美国的影响力和以色列的存在——高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面上批准了一项核武缓兵之策,以减轻伊朗经济所受之苦,但若想与美国完美和解,伊朗还是要停止挑衅以色列,且不再支持真主党之类的组织。为此,已74岁高龄的哈梅内伊就必须要摒弃他政治生涯中全力维护的价值观。

美国与伊朗并非注定世仇。实际上,就战略利益和民主价值观而言,伊朗是中东地区与美国存有共性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事实上,沙特阿拉伯代议制政府将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可能并不像当前这般宽容,也不会像当前这般迎合美国的利益;伊朗更具代议制特性的政府反而可能在政治和社会上更为包容,从而与华盛顿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基于此考虑,很可能有一天,实现了能源独立的美国会与伊朗重归于好,同时逐渐冷淡沙特阿拉伯。然而目前来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不可能那么快就将能源大国一把推开,而去牵手在决裂与言和间仍举棋未定的伊朗。

伊核协议何以被称道
Why the Iranian Nuclear Agreement is a Good Deal
詹姆斯•M•阿克顿(James M. Acton),2013年11月26日

在日内瓦谈判结束之前,就有评论家谴责初具雏形的伊核过渡性协议是一种背叛。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说法,此协议是送给伊朗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圣诞礼物”。批评者认为,美国及其谈判伙伴(即“P5 +1”: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应坚守立场,要求伊朗彻底终止铀浓缩活动,而不是草草签署冻结伊朗核项目的协议。

这种批评并不正确。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所签署的日内瓦协议是否完美,而是双方能否达成协议。这份日内瓦协议毕竟增强了美国及其盟国和友邦(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安全感。

准确评估日内瓦协议需要考虑四个问题。首先,如果伊朗遵守协议,这份协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让其远离核弹?其次,此次交易中,“P5+1”是否在委曲求全?第三,如果伊朗违反协议,能否被发觉?第四,如果发现伊朗违约,还能采取哪些有效措施?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表明,此次达成的协议是值得称道的。

若没有这份协议,伊朗在任何时间都可能会迅猛扩大其铀浓缩计划。除约9000台第一代铀浓缩离心机外,伊朗还有已安装的约7700台离心机未投入使用。这些闲置的新机器有一部分是效率更高的二代离心机,一旦运转,伊朗的铀浓缩能力就可能提高一倍以上。伊朗还库存有纯度达20%的浓缩铀,可以迅速被转化为核武原料。

按照日内瓦协议,伊朗必须放弃浓缩铀库存、不得开启闲置的离心机、并停止新型离心机的生产和安装。这样,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伊朗是生产不出足以制造一件核武器的高浓缩铀的。若没有这份协议的制约,等到明年,伊朗只需数日就能做到这一点。

对国际社会来说,六周与六天存在着天壤之别;能否对伊朗的蠢蠢欲动做出及时反应,关键在于时间。

另外,伊朗还正在建设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用于生产武器原料——钚。一旦这个反应堆投入运转,对伊核计划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就会烟消云散。而现在,伊朗已承诺停止建设此反应堆或为它制造燃料。

当然,伊朗的让步与“P5 +1”所提供的相应回报应被放在一起加以衡量。日内瓦协议取消了对伊70亿美元的制裁,白宫认为这只是伊朗目前被冻结的约1000亿美元资金中的极少部分。以色列的反对意见认为,如果本协议导致对伊制裁制度崩溃,伊朗会获益更多。

实际上,如果美国拒绝接受这份被普遍看好的协议,那么制裁制度就更容易分崩离析,美国也会因此被视为顽固派。

从历史来看,伊朗向来缺少履行防扩散义务的责任心,因此轻信它这次会严守承诺未免显得天真。不过,日内瓦协议最显著的特征是,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离心机设备的生产、装配和仓储进行核查,这将是督促伊朗遵守日内瓦协议的重要环节。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更频繁地检查包括铀浓缩设备和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在内的多种设施,也是伊朗做出的重要让步。

违反此协议,伊朗会得不偿失——这也是权衡协议利弊的一个基准。如果伊朗违反协议,美国将会继续冻结它的资金;协议签署国中国和俄罗斯也可能一反常态,同意安理会做出更严厉的制裁;而一直包容伊朗、相信其辩解的国家可能会更希望对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

最后,鉴于目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P5 +1”能否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仍难以预料。然而,此次达成的过渡性协议能阻止伊朗以复杂而持久的谈判为掩护推进其核计划;同时它也能为谋求长期解决方案提供一个政治空间。

即使这些谈判失败,日内瓦协议对伊核计划也有延缓之效;只就此来判断,此协议也理应得到支持。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美日同盟的走向
Next Steps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细谷雄一(Yuichi Hosoya),神谷万丈(Matake Kamiya),伊奈久喜(Hisayoshi Ina),饭冢惠子(Keiko Lizuka),加藤阳一(Yoichi Kato),詹姆斯•普利斯德福(James Przystup),2013年11月18日,华盛顿特区

继上个月在东京举行外长加防长历史性会议之后,美日正在考虑对其安全合作框架进行大幅度调整。一个由日方学者和记者组成的专门小组将介绍其对如何发展安倍政府之下的美日同盟的看法。美方专家也将提出他们想法。詹姆斯•肖夫将主持会议。此次会议由日本国际关系论坛和防卫大学国家战略研究学院共同主办。

中国对全球快速打击的看法
China’s Views on Prompt Global Strike

司乐如(Lora Saalman),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2013年11月14日,华盛顿特区

华盛顿计划开发能在一小时内打击世界任何地方的高精常规弹药。尽管美国一再声称这种开发常规全球快速打击(CPGS)系统的目的不是影响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平衡,但北京并不完全相信这样的保证。司乐如将讨论中国对开发常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的看法以及中国对相关技术的战略研究。她将审查这些平台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和中美战略关系的影响。詹姆斯•阿克顿将主持会议。

中国的经济转型
China’s Economy in Transition

黄育川(Yukon Huang),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阿诺星(Anoop Singh),马尔哈•纳巴(Malhar Nabar),帕帕•恩迪亚耶(Papa N’Diaye),2013年11月7日,华盛顿特区

中国近期在内外再平衡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虽然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已大幅减少,但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的预期转型并未出现。相反,近期的经济增长也是依赖增加投资,这就留下了当前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帕帕•恩迪亚耶、马尔哈•纳巴和阿诺星将会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再平衡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讨论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今后政策选择的意义。尼古拉斯•拉迪将发表评论,黄育川将主持会议并发表意见。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更新What's New on Carnegie ChinaNet

中国银行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
China’s Banks Must Compete to Survive
黄育川(Yukon Huang),包大谷(Canyon Bosler),2013年10月22日,《华尔街日报》

针对中国正在迈向财政悬崖一说法,作者认为此担忧存在着被夸大的可能。作者指出,真正的问题并非中国的银行因空前债务举步维艰,而是在于中国金融机构大多受国家控制,银行业缺乏竞争,从而导致了四大国有银行在中国金融系统占半壁江山的现状。作者建议,想要改善中国国银行体系缺乏竞争的问题,可借鉴二十世纪80年代大企业改革所使用的方法:即开放资本账户、打破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削弱城市银行与地方官员需求之间的关系。也或者将四大银行各自拆分成三至四个地区银行。机构规模的减小将会促使其展开积极竞争,以求发展壮大。

组建能源联盟,寻求美好未来

Energy Alliance for Better Future

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2013年10月25日,《中国日报》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以俄罗斯总理身份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能源关系。特列宁认为,这样一个在本质上属于务实的关系也具有某种能源联盟的特征。北京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及俄罗斯最大的私人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的交易都标志着中俄能源贸易可有效地转化为能源联盟。作者指出,这种联盟是双边关系不断增长的产物,同时它也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的发展方向。

协议与悬殊
An Agreement Among Unequals 
弗雷德里克•格拉尔(Frederic Grare),2013年10月29日,《印度快报》

辛格总理近期对中国的访问促成了包括《边防合作协议》以及跨界河流合作在内的九项协议的签署,并给人留下了中印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印象。但格拉尔认为这次访问最多只是对现状的制度化。比如《边防合作协议》中的承诺并没有在实际上解决边界问题。拉格尔进一步指出,更令人担忧的是签署此协议的地缘政治背景,即中国长期以来以巴治印的战略,以及中国在东南亚频繁的外交攻势所带来的威胁。针对如何改善中印力量不对称的现状,格拉尔认为印度有一些可以利用的外交优势。

亚洲加入北极理事会
Asia’s Admission Into the Arctic Council

王韬,《外交家》(Diplomatist),2013年9月1日

北极理事会将努力确保所有国家不寻求短期自身利益,而是通过共同合作带来更大好处。亚洲强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也应该帮助理事会完成这一目标。王韬指出,中印两国加入北极理事会的原因有多个层面。一方面, 作为全球公地,北极的可持续性关系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利益,包括中国与印度。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一大与第三大碳排放国,中国与印度要对北极地区即将面对的气候挑战也负有责任。气候变化将带来冰层融化,北极会成为受气候变暖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这意味着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经济体都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且应积极与其他8个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一同合作,确保世界有个可持续的未来。

是时候重启与朝鲜的对话了吗?
Time to Reopen Talks With North Korea?

韩磊(Paul Haenle),问答专访(Q&A) ,2013年10月9日

韩磊认为,应对朝核问题最理想的情况无非是各方都将回归六方会谈的框架,并为达成朝鲜无核化这一中心目标而共同努力。但这一愿景在近期实现的可能性日益渺茫。而中美两国应利用这次机会,超越中美互动的传统模式,寻求新的合作方式以处理日益增长的威胁。他进一步指出,在重新开启会谈之前,六方会谈各方,尤其是朝鲜,必须准备好展示出其对2005年《9•19共同声明》中所述目标的履行诚意。各方必须自愿重返六方会谈,继续2008年12月中止的谈判,并重新履行当时所作承诺与所担义务,即使这意味着扭转之前的行为并澄清一些负面声明。各方也须准备好讨论确保各国恪守承诺以及强制执行的措施。

是时候要重新考虑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了
Time to Rethink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Policy

陈懋修(Matt Ferchen),2013年11月6日

对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经济改革。虽然改革日程的细节还未经披露,但毫无疑问将11月9日召开的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解决国内艰巨的经济挑战。陈懋修指出,中国政府正努力重振国内改革,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对外政策。他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仍以“和平发展”为基础,而这一原则对中国的发展越发无益,并导致两个问题:1. 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对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理想化(乌托邦式)认识。这样的构想在原则上没问题,但在实践过程中则面对越来越多的困难。2. 和平发展战略错误地假设中国公司的海外经济活动等同于中国总体的国家利益。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中欧十年》
The EU-China partnership: 10 years on

尼古拉•卡萨里尼(Nicola Casarini),欧盟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2013年10月

文章指出,自2003年开始,中欧关系的发展走上制度化的轨道。首先,双方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达成了伽利略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联合开发协议,使中国成为欧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其次,欧盟成员国还提出重新考虑对华军售军令,发起取消禁售令的讨论,以在军民两用技术上展开更多合作。第三,中欧双边贸易蓬勃发展,中国央行还做出非正式承诺,通过支持欧元来多样化其外汇储备。

但是,由于相对实力、影响力的变化和外交政策偏好的差异,中欧关系自2003年后也出现了一些曲折。例如欧盟针对中方操纵汇率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指责;以及双方在人权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的分歧都进一步影响了中欧关系的发展。双边关系在2008年甚至达到了冰点。

作者指出,自2009年以来,欧元区危机的发生为中欧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新动力。对于欧元,中国领导人一直保持较为乐观的看法,他们向欧洲领导人表示将继续购买欧元债卷,并支持共同货币。对中国而言,经济上这是多样化外汇储备、分散来自美元的风险的需要。政治上,北京方面长期以来也希望团结欧盟国家,共同抗衡美国的霸权。作者认为,虽然中国的介入有助于维持欧元区稳定,但此介入依然是有选择性的:北京有选择性地购入经济更稳定的核心成员——尤其是德国——的债卷,而远离其他周边国家。因而中国不会是欧洲的救星,但总体而言,双方战略伙伴联系会因此更加紧密。除了经济合作,中欧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有所加强。近年来,双方在外交、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都增加了互动。

文章指出,未来十年中,经济因素将依然是中欧关系的支柱。中国与欧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可能达成,这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促进双方互信。如果欧盟成员国乐意的话,双方的政治军事合作也可能得到发展,这包括:
(一)欧盟军事委员会和解放军之间的结构性对话机制;
(二)对中国参与共同安全与防务任务的支持,特别是在非洲和海洋领域;
(三)有针对性的联合军事活动,包括反海盗演练和人道主义救援演习和行动。

总之,中国与欧盟之间不存在可能导致军事对峙的重大争议问题。如果欧盟能妥善平衡与其传统的美国盟友和新的中国合作伙伴的关系,它将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加入WTO:对资源型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
How much did China’s WTO accession increase economic growth in resource-rich countries?

托马斯•安德森(Thomas Barnebeck Andersen), 米可•巴斯路(Mikkel Barslund),卡斯珀•汉森(Casper Worm Hansen),托马斯•哈尔(Thomas Harr) ,彼得•杰森(Peter Sandholt Jensen),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CEPS),2013年10月,第384期。

文章对中国加入WTO以后对资源丰富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做出了评估。通过实证研究,文章表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商品需求大大增加,这对资源丰富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大约十分之一的贡献。此结论和普遍的观点有所出入,比如《经济学人》猜测三分之一左右的非洲经济增长来自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文章运用了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除了考虑到由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变化(同时是他国经济增长轨迹的外生性因素),文章还加入了由资源丰富差异度引起的空间变化作为参考变量。研究将162个国家分为两类:受益于技术产品的国家和较少受益于技术产品的国家。通过比较这两组数据得出中国加入WTO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文章将研究时间段选取为2002年至2008年,即中国加入WTO后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而研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值的贡献程度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回应了“金属或管理”(metals or management)的辩论。文章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一发现驳斥了过去十年的主导观念,即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主要由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导致。其次,对自然资源的研究也回应了当下关于中国经济再平衡后对产品出口者影响的辩论。文章的结论表明,产品出口者能够承受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减慢的影响。

除此之外,多数分析者认为产品价格提高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对工业用品的需求增加。而值得引起关注的是,中国对技术产品需求的增加和中国加入WTO 有极大关系。首先,WTO的会员身份让中国从多边贸易规则中获益。其次,这一身份使中国更大程度上获得了市场准入的权利。再次,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也刺激了投资商,从而制造了规模经济的效应。最后,中国加入WTO后对商品需求激增也给商品价格带来了直观可见的影响。

 

《亚洲的再平衡:美中关系与地区安全》
The Rebalance to Asia: U.S.-China Relations and Regional Security

菲利普•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国家战略研究中心(INSS),2013年8月

奥巴马政府制定“重返亚洲”的战略,承诺在亚太地区增加参与度并“重新平衡亚洲”。这极大地提升了该地区对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重要性。文章对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进行了评估,并指出虽然这一战略引起了中国的不满,但美国的“再平衡”对亚太地区安全动态有着积极的影响——重申美国在亚太长期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承诺将增加中国使用武力或胁迫来解决其海洋领土争端的成本。

但作者也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中最为紧迫的挑战是如何在预算压力面前平衡美国的军事能力和军事承诺。另一个挑战是如何长期维持总统和高层官员定期参与亚洲多边会议的意愿。第三个挑战是如果借用管理区域自贸区和国内政治的方式,来帮助美国塑造区域协定和可持续的政治规范。第四个挑战是在保证美国军事外交承诺的同时,促进私营企业在该地区的商业活动。第五,美国需要确保其盟友不进行危害美国安全的破坏性行动,尤其是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保持克制。最后,美国需要限制与中国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竞争态势。

作者指出,尽管中国媒体和学者批评这一战略是亚洲安全紧张局势的根源,增加美国在亚太的承诺是否会导致中美新冷战的开始还尚无定论。美国一直保持谨慎和克制,保证不谋求遏制或阻挠中国的合法权益;而中国也多次保证不寻求将美国赶出亚洲。但即便如此,两国之间依然保持高度不信任。

作者提出了项具体的措施来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首先,双方应建立广泛的合作框架并将竞争限制在这一框架中,注意避免让合作无法继续的突发事件。其次,双方需要避免区域安全问题上的零和竞争。第三,双方应对可能造成大规模伤害的竞争做出限制。第四,美国应鼓励并支持中国在全球性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并同时承担更多责任。第五,开展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尤其是在维和、能源安全、控制传染病等议题上。最后,双方应对潜在的突发事件做出预设,避免意外冲突。

 

《建立互信: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s New Leaders in Building Mutual Trust with the World

王逸舟,《全球亚洲》(Global Asia),2013年9月

作者指出,了解中国的新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互信的努力和挑战。相比此前的中国领导人,习和李身上背负的历史包袱更少,离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也更远。同时,中国的新领导人比他们的前任更具有全球意识,也更自信、更有事业心和进取心。

中国新的领导人提出打造“中国梦”。作者认为,这一概念涵盖了三个目标:第一,人均收入的增加。新领导人希望在其任期内使人均收入得到增长,到2020年翻一番,实现人民生活的相对富裕和繁荣。第二,发展国防科技,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解决主权争端提供坚实的基础。第三,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促进东亚和平与繁荣,乃至推动全球的发展。作者相信,中国的新领导人都致力于帮助建立更合理和公正的世界秩序,从而赢得更多的尊重。然而,这些抱负也面临一些质疑和挑战。

首先是中美之间的不信任可能导致相互遏制的政策。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愿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而同时尽一切努力遏制中国,避免其威胁到美国的地位。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二是来自邻国对中国的防范和小动作带来的挑战,有的国家对中国崛起持消极的态度。第三个挑战是海洋领土的纷争,中国被卷入了很多海洋领土争议,如何处理好这些纷争是直接关系到东亚的稳定,以及中国的和平崛起。最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意味着中国的领导人将承受更多的压力。

作者指出,随着中国继续崛起,我们应该寻求并找到解决战略不互信问题的方法,而这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打造中美国之间竞争和合作的平衡是必要的,双方应该合作而不是同化。二是要保持维护领土主权和邻国互利共赢之间的平衡。第三,中国必须不断探索将国际惯例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推动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最后,中国必须应对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利用其建设性的作用来促进团结和统一,减轻其破坏作用。

 

《合作与共享:南海和平之道》
Co-operate and Share: A Way to Pea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安德鲁•比罗(Andrew Billo),《全球亚洲》(Global Asia) , 2013年9月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坚持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但近年来,尤其是自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以来,南海区域的争议和裂痕不断增多,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共同开发和合作。

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和中国的行为对南海争端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东盟十国对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迄今为止,在管理南海上还没有一项有效的单一机制。东盟一度被认为是与中国达成合作、搁置争议的重要桥梁。但菲律宾似乎没有耐心搁置争议。这导致了争端再起。

文章认为,在南海问题上建立新的模式显然是必要的,这对维护区域稳定和促进合作有极大的帮助,而资源共享对东南亚国家和国际社会也是有利的。作者认为,在渔业资源和能源开发上各国也有相互合作、共享资源的空间;而在航行自由上最容易导致紧张局势。除此之外,各国也要谨慎处理国内的民族主义,不要将外交资源浪费在煽动或利用国内民族情绪上。

美国应该继续呼吁该地区的透明化管理,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应该以一个建设性的方式来协助解决争端,但前提是必须确保美国的利益不受损害。同时,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操之过急,需要认识到发展此类级别的互信关系对各方来说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给予外交政策上的优先级。

作者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法律的角度,南海问题争端都非常复杂。文章认为通过适当的法律途径解决紧张局势对该区域的各方都是有利的。参与各方,尤其是美国,需要推动法治的力量;而中国需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不凭借其经济实力和不断增长的军事历史破坏或藐视国际法规。

 

《中国的天然气产业》
Natural Ga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史蒂芬•刘易斯(Steven W. Lewis),詹姆斯•贝克三世公共政策研究所(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随着国内能源需求的不断扩张,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之一。同时,中国也拥有相当规模的非常规天然气储量。在未来,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开发页岩气等非常规气体,它很有可能会成为全球主要的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而其在天然气汽车等领域的战略投资也将使中国占领这一新兴市场。总之,了解中国的天然气行业对研究能源政治和中国的国内发展都十分重要。

文章主要探讨了中国国内政治统治对其天然气产业全球化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多种证据表明计划经济下,国家掌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管理死板、缺乏创造力,无法应对全球市场下的各种机会和挑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天然气行业的权力下放,使能源产业部分私有化成为了可能。这将有利于行业的创新。

当前,中央政府在战略上对天然气产业给予了充分的支持,这在“十二五规划”中体现得尤为充分。除此之外,中国对国际能源和环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放开了不少限制,比如允许其进行评估。同时,中国国内网络和公民社会的力量不断增加,网络和公民的新力量已经导致了很多污染性的石油、天然气和化工项目被迫关闭。但是,作者也指出,这些发展也有所局限,例如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行为依然受到审查;公民的抗议也颇受限制。

在未来,中国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可能会受到国际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国际上,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将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试图多样化其能源渠道,但其天然气供给依然主要来自于接壤国家,例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缅甸;而液化天然气则受到南海争端和中日岛屿争端的制约。双边关系和地缘政治将给这些项目带来不确定性。在国内,能源所有权和行业监管权力下放将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天然气产业的发展。中央政府一方面鼓励国家石油公司与地方、民营企业竞争,另一方面也也保护它们合法行动的后果。但腐败仍然是影响天然气行业发展的一大潜在制约因素,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腐败和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