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东北亚:为应对政治和安全挑战需要采取行动
Northeast Asia: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Require Action

包道格(Douglas H. Paal),《亚太政策简报》(Asia Pacific Policy Brief),2014年2月3日

美国和韩国在朝鲜半岛面临日益危险的新局面,而中日韩这三个主要国家之间的政治氛围本就动荡不安。奥巴马政府的注意力显然放在别处,需要尽快转回东北亚地区。

首先,奥巴马政府需要认识到,朝鲜形势在过去三个月发生了巨大质变。这种质变加剧了朝鲜爆发潜在危机的紧迫性,并可能进而增加朝鲜半岛意外统一的压力。

金正恩不但决定肃清并处死姑父准摄政王张承泽,更恶劣的是,他选择的处理方式令朝鲜政坛体系四分五裂,岌岌可危。如今的权力格局对当权者的危险胜于以往,他们的行为对外界而言较之从前也更具威胁性。这是因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选择在他的民众面前将其统治及统治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在徒劳地追求巩固权力的过程中降低了其统治及其政权的威望和权威。

首先来看内部风险,我恐怕很难高估此事可能带来的社会震动。作为朝鲜金氏家族最信任、最亲近的人,张成泽及其支持者的派系之争、窃取国家资产、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以及长长的罪状清单上列举的种种令人不齿的罪行,怎么可能隐瞒了这么长时间而未被发现?金氏家族的光辉形象、真知灼见和赤胆忠心到哪里去了?是他们被愚弄欺骗了?还是过分纵容张的行为?白头山后代们的美德到哪里去了?

去年李英浩将军被肃清,悄无声息地淡出公众视野,这说明彰显个人权威和希望培植亲信是一回事;而让媒体大肆报道统治家族的不当行为和背叛行径,并在随后高调处决,则是另一回事。正如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言,与其受人爱戴,不如让人畏惧,但务须确保永不遭人忌恨。

这起事件无疑贬低了金氏家族所声称的深谋远虑和净化朝鲜党的举措,这可能不会立刻在民众或党内引发不满迹象,但它确实损害了年轻领导人的威望。至少它暴露了金正恩的冲动性格和潜在的不稳定性,使观察家联想到朝鲜人民在金正恩的统治下可能会遭受的悲惨命运。

谈到张成泽事件的外部影响,金正恩的军事和外交活动本就难以管理,如今张成泽的离去将使其更加肆无忌惮。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协调人,张成泽的作用是明显的。据报道,他也因此频繁为中朝两国传递消息,如传达中国针对朝鲜核武器试验、导弹和卫星发射及对韩挑衅等问题发出的高级别警告。

2013年春,金正恩沉迷于大肆公开炫耀军事力量,中国官员为平息事态从中调停,试图赢得美国赞许。张成泽是朝鲜唯一与中方官员有交往的高级官员,因此成为中国首选的使者。在张成泽被处决后,崔龙海副元帅(与金正恩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去年受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接见,但崔龙海并未带回习近平对金正恩发出的访华邀请,亦未听到对金正恩作为接班人的祝福;他很可能带回了中国对金正恩发出的更多严正警告——要想获得中国的青睐,就必须约束行为。

诚然,这些观察评论结合了两种耐人寻味和迂回曲折的艺术形式——“朝鲜学”和“中国学”。这可能是不可靠的。但我从私下谈话中了解到,去年,有人看到金正恩出现在一间模拟控制室里,屏幕上正显示了一幅向美国发射核导弹的画面,这令中国深感不安。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想到马克斯兄弟主演的影片《鸭羹》(Duck Soup),在片中喜剧演员假装自己是军事领导人。在不久的未来,金正恩做出类似的、更少受到约束的行为可能就不会显得那么滑稽可笑了。

随着韩国和美国即将举行2014年春季联合军演,如果朝鲜进行(第四次)核武器试验,发射更远射程的导弹,对韩国摆出强硬姿态,我想,韩国很有可能采取报复行为,这是不难想象的。但这一次,谁将传达中国发出的慎重警告?金正恩是否会在春季故伎重演,让恐吓升级,以便从韩国和西方得到回报?他的算盘是否会落空?

自张成泽倒台后,中国在其公开声明中明显表现出十分紧张,即使私下里将金正恩视为破坏朝鲜稳定的威胁因素,但仍然敦促各方保持稳定,冷静处之。中国似乎正在竭力保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支持朝鲜政权的姿态,但同时又在官方声明中含蓄地谴责朝鲜将张成泽和外国势力勾结牟利、背叛国家与中国联系在一起。我猜测,中国官员正在小心谨慎地、甚至竭尽全力地寻找朝鲜那扇仍然向其打开的大门。朝鲜驻华大使与张成泽有关系,不过眼下,他的处境十分尴尬。

朝鲜的挑衅行为和不稳定局面将在实际政策方面增加哪些可能性?

设若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至少是暂时降低,金正恩行事所受到的内外部制约亦相应减少,则韩国、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需要准备好应对更有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升级。但目前的东北亚政治局势无论如何都已令人忧心忡忡。

东北亚地区领导层在协调努力达成共同安全目标方面准备不足  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而11月23日,中国冒冒失失地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又是一例。从该地区的高层领导人到贯彻政策的官员都在避免与对方接触,而此时爆发争端的风险正在酝酿发酵。

缺少缓和冲突趋势或扭转冲突趋势的措施 日本不承认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而中国在日本承认领土争端之前绝不罢休。双方宣称,它们将谨慎行事,但缺乏一个冷静解决争端的机制,甚至连最基本的沟通也受到了严重限制。

2013年底,美国时任国务卿以及现任副总统约瑟夫  拜登先后访华,鼓励缓和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发表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声明以及安倍政府在历史和修宪问题上发出的信号使得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拜登还特地在私下里呼吁韩国总统朴槿惠与日本构建积极的外交路线。但这些努力均告失败。

此外,朝鲜内部压力日益增大,而相应的管理手段不断减少,奥巴马政府依然表明其更加关注国内政治,而非东北亚地区可能爆发的危机。这也说明了,其近期派驻日本和中国的大使为何外交资历如此浅薄。换言之,奥巴马政府只是在口头上表示需要管理危机,而无意完全介入外交,这符合岌岌可危的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奥巴马当局也许无意间发出这样一种信号,即它对当前形势并未表现出应有的认真态度。

奥巴马第二任期刚开始不久,就邀请习近平前往安纳伯格庄园参加前所未有的习奥峰会,取得非同一般的开局。有鉴于此,美国当前对亚洲显然缺少关注的行为令人失望。朝鲜是此次会谈的一个重大议题。 2012年朝美两国签署的《闰日协议》功亏一篑,2013年中国重启六方会谈的努力付诸东流,使中美两国无力对平壤采取直接外交举措。

但是,鉴于上文概述的风险不断加大,不能在朝鲜政权交接过程的当前阶段发生外交重心偏移。如果金正恩决定再次让导弹飞越日本上空,东京和首尔能够协调其反应和对策吗?

如果发生第四次核试验,美国、韩国和日本是否能够摆脱最近的外交冷战,对朝鲜形成统一战线,促使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采取更强硬的双边行动?

假如金正恩处决张成泽的结果不是在巩固权力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而是走向毁灭的开始,各方会否争前恐后地对分裂的朝鲜施加影响,还是合作施加影响?

若要为这些事件提供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就需要开展细致入微的基础工作。中国始终不愿意疏远朝鲜,与外界讨论朝鲜半岛突发事件。去年,中国似乎更愿意直面挑战,至少国内学术界的反应如此。当前,中国本能地察觉到,金正恩正使自身陷入更深的危险境地,严重破坏了与中国的关系,因此相关负责人是时候认真讨论这些突发事件了。需要鼓励中国不要试图通过增加援助和贸易与朝鲜营造亲密的双边关系氛围,而要更多考虑针对朝鲜领导人(而非朝鲜人民)采取更具惩罚性的制裁。不要因民族主义和政治等不切正题的缘由冻结潜在的重要会谈,而要从现在开始启动积极的协商议程。

在我看来,东京、首尔、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耐心地重建沟通渠道很关键,华盛顿或许可以发挥促进会谈的作用,这样其他各方不必被迫“率先采取行动”。任命一名经验丰富的资深外交官担任“特使”出访各国,通过倾听和分享商讨制约因素,而无需就此进行谈判,至少一开始不必。

日本政府需要率先考虑如何弥补安倍近来的种种挑衅行为,努力改善对话氛围。白宫正在考虑奥巴马总统四月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但成功出访的前景显然被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蒙上了阴影。日本现在需要思考,采取措施计划,消除邻国的担忧;美国总统奥巴马需要提供帮助,确定如何解决日本政策中的矛盾问题,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美国和韩国应就如何缓和因“慰安妇”等敏感历史问题造成的紧张氛围提出建设性意见。日本应当重新评估针对钓鱼岛问题采取的外交方针,在维护其合法要求的同时表现出理性诉求。有许多观点已经涌现出来。例如马凯硕建议日本将钓鱼岛的所有权转让给自然保护组织。还有人建议承认中国声称的领土争端,但仍然表示日本的权利主张和实际管理给予其拥有钓鱼岛的合法权利。坚称根本不存在领土争端的主张无济于事,只会陷入僵局,就连美国也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了含混不清的态度。

奥巴马总统一定要在4月抽出时间访问韩国,无论出访日本是否能取得成果。韩国一行势在必行。朝鲜发生质的变化,日本与其邻国再次出现政治紧张局势,访韩的紧迫感因此加重。若不如此行事,将被韩国视为对其长期盟友的严重忽视。

在等待日本弥补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声誉的同时,当前是时候直接提议首尔、华盛顿和北京就如何处理朝鲜突发事件举行三方正式会谈;华盛顿或许可以发挥促进会谈的作用,这样,其他各方不必被迫“率先采取行动”。这项工作应由可对政治行为负责的官员开展,而不是可靠的情报官员——后者当然也有用武之地。

有必要区分可动用外交的领域和最终可以合作的领域,让官员可自由地就他们可予信任的行为和表现向彼此做出保证。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援助等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避免涉及政治情感。需要将必要的双边和三边军事演习与高调的政治议程区分开,避免让它们陷入时断时续的状态。不得将日本增强其有限的军事能力的正当需求及其面临中国近期权力更替时的合法权威与复兴军国主义的主张混为一谈——后者忽视了现代日本的真实情况。

在处理领土主张和历史敏感问题等议题时需要保持克制。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可能经过这样一番深思熟虑:事情已然如此糟糕,即使再不堪又能糟糕到哪里去呢?果真如此的话,只能证明他对形势的估计大错特错。历史上不乏对恶劣形势估计错误的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状况显然有可能变得更糟。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似乎超出我们一段时间以来所观察到的水平。看来,习近平主席认为,不强硬回应日本侵犯领土行为的代价大于通过在防空识别区和钓鱼岛周边水域巡逻给日本施压的代价。 

安倍晋三似乎认为,承认钓鱼岛争端的政治代价大于消耗日本海岸警卫队和其他军事力量的代价,而且与中国的紧张局势为其更广泛的修宪和国防现代化目标大开方便之门。朴槿惠总统似乎认为,任何与日本外交回暖的举动都将不利于其在国内获得支持。

在朝鲜可能爆发突发事件、进而使地区安全与稳定利益处于更大的风险之前,这些考虑都微不足道。因此,当务之急是团结本地区的力量,有效应对朝鲜采取的行为,以免为时过晚。制定短期和长期议程非常必要。

从长远来看,中国稳步推动军事现代化和扩大能力的举动正在重塑本地区的安全格局。韩国和日本分别动用各自的国防力量加以应对,即便美国仍然致力于亚洲“再平衡”策略,韩日两国也需重新构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

中美两国于2012年底恢复军事外交,但两国军队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理解差距。道路规则、国际行为规范、危机通报和人际信任机制在三国军队之间尚未真正开始发挥作用。这十年的核心挑战在于,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之间要避免无谓的战略竞争。这需要召开重要的高级别峰会,各国保持自我克制,以及让联盟团结发挥基础作用。

近期,中国将在2014年10月或11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论坛。试想,在领土主张和历史仇恨摩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亚洲两大经济体领导人不举行会谈,不商讨如何解决分歧,将是多么荒谬。可我们当前面临的境况正是如此。

因此,当务之急是相关负责人主动重建常规化沟通渠道,制定相互保证机制,设法于未来数月在敏感的领土争端问题上做出让步。需要对朝鲜划出一条红线并摆明立场。需要确定行动规则,例如必须要求朝鲜采取必要的“先期措施”,以恢复多方核会谈(停止包括重新拥有在内的核活动,重新遵守其2005年承诺,重新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检查员,暂停火箭和核试验),对相关负责人授权,确定时间表,以使本地区外交稳定化并最终实现正常化。

如果日本、中国、美国和韩国当前还无法就朝鲜问题开展四方合作,中美韩三方会谈又尚需时日,韩国和美国则应当毫不犹豫地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启动两国外交和军事规划。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美日的缅甸战略
U.S.-Japan Strategies for Supporting Myanmar

觉缪大使(Ambassador Kyaw Myo Htut),佐佐江贤一郎大使(Kenichiro Sasae),工藤年博(Toshihiro Kudo), 吴丹敏(Thant Myint-U) ,石眼山(David Steinberg),马秀丝(Jessica T. Mathews),包道格(Douglas H. Paal), 2014年2月25日,华盛顿特区

缅甸对亚洲的稳定和繁荣,以及建立民主价值和市场经济秩序都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当下,缅甸国内正在进行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为美国和日本提供了一个重要战略机遇。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将举办为期一天的会议。来自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学术界的专家将共同探讨日本和美国的对缅外交,分析缅甸经济政治条件,探讨美国和日本更有效支持缅甸的途径。

中国三中全会后的增长前景
China’s Growth Prospects After the Third Plenum

黄育川(Yukon Huang), 2014年1月28日,华盛顿特区

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能够帮助中国走上可持续和稳健的发展道路吗?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空结合中国高层领导面临的重大经济挑战,对拟议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

日本2014年展望
Japan in 2014: A Look at the Year Ahead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2014年1月23日,华盛顿特区

为研究日本2014年所面临的国内外重大政策挑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将与日美华盛顿协会、美国笹川和平基金会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中心(全球伙伴关系)共同举办一次为期一天的专题讨论会,来自智库、学术界、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专家将就贸易谈判、区域外交紧张局势、赋税增加和经济改革等广泛议题展开讨论。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詹姆斯•肖夫将主持国际前景主题的开幕式。

应对中国崛起
Managing China's Rise

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史文(Michael D. Swaine),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2014年1月22日,华盛顿特区

美国必须勇于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最终将能与之抗衡,甚至超过它。这一前景颇具讽刺意味:美国为维护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积极投入,可却是中国从中大获其利,甚而崛起。中国与世界经济已融为一体,昔日打败苏联的遏制政策如今已失去了魔力,华盛顿需要探索新的战略来应对这一挑战。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阿什利•特利斯的新报告《平衡不遏制:美国的对华战略》(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 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Managing China),报告指出了美国该如何提高其国内外地位,以确保持续繁荣和维护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埃里克•埃德尔曼、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亚和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参加了与特利斯的讨论。本次研讨会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史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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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外交政策——区别对待敌友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Not Conflict but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阎学通(Yan Xuetong),2014年1月28日,观察者网(World Post)

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独立于世界舞台之上,是一个没有盟友的完全中立的国家,专注于国内发展。但作者指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将开始区别对待敌友。对于那些愿意在中国崛起中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中国会让他们从其发展中得到更大的实际利益。

 

中国投资缅甸改革很关键
Chinese Investment Is Key to Myanmar’s Reforms

唐晓阳(Tang Xiaoyang) ,2014年1月25日

很多观察员认为,缅甸新近发生的政治经济变革将会使中缅关系变得疏远。作者指出,如果缅甸的经济改革赶不上政治改革的步伐,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中国在推动缅甸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中国对缅甸资源的需求减弱,抑或是中国投资者对于在缅建厂犹豫不决,那么缅甸的经济将会因此而遭受重大打击。作者认为,考虑到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性,缅甸政治改革的拥护者必须确保缅甸的改革不会影响到中缅关系。国内政治改革不应成为他国以中国的损失为代价而在缅增强影响力的机会。


泰国仍有摆脱危机的出路
There Still Is a Way Out of Thailand’s Crisis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2014年1月17日,《雅加达环球报》(Jakarta Globe)

泰国近来爆发示威游行不断升级,示威者试图通过“封锁曼谷”的方式抗议总理英拉领导的泰国政府。作者认为,从本质上讲,正在曼谷街头发生的这场斗争是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角力之战。这场危机使军方陷入两难:无论是放任不管,还是发动另一场政变,都将是民主的倒退,并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亦无助于解决政治僵局这一危机的核心问题。但作者也指出,只要双方保持理性,就能找到政治解决方案,带领泰国走出当前的泥潭。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什么?
What Does a New Type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韩磊(Paul Haenle), 2014年1月15日,《凤凰周刊》(Phoenix Weekly)

2013年的几大重要事件突显出中美两国日益需要在加强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同时管理彼此间不可避免的分歧与竞争。作者指出,打造务实的新型合作关系关键是要做到四点:首先,中美两国需要开始积极合作,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一同应对全球挑战;第二,对于中美两国在一些历史性领域长期存在的分歧,两国领导人不应期待对方的态度会在一夜之间出现转变;第三,增加中美两国之间军事上的透明度与合作;最后,让本国民众信服这一关系符合两国利益。


寻求中国东亚政策的再平衡
孙学峰,2014年1月14日,《东方早报》

过去十年间,中国与其东亚邻国之间经历了合作与共赢,也遭遇了互疑与危机。作者认为,中国的东亚政策需要寻求三个再平衡:一是安全-经济再平衡;二是双边-多边再平衡;三是美国-邻国再平衡。

 

中美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

陈琪(Chen Qi) , 2014年1月9日

作者指出,美国无意在亚洲事务上保持中立,而美国在亚洲区域的持续存在加剧了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倘若中美之间想要成功构建起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两国必须在可能合作的一些领域共同努力,例如气候变化及防止核扩散等方面。另外,中美两国可以开展良性的竞争,通过攀比提供公共物品来为亚太区域创造利益。

 

中国的利率太高而不是太低
China’s Interest Rates Are Too High, Not Too Low

黄育川(Yukon Huang),2014年1月7日,《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最近,余额宝给客户的利息很高,银行间拆借利率也在上升,这些都让大家觉得中国利率太低。作者指出,虽然借贷利率走向市场化,但储蓄利率的管控依然存在。无论从跨国利率的情况来比较,还是从“均衡”利率理论上来判断,中国的存款利率都是太高,而不是太低。


中国毕业生大军:多多益善?
China’s Burgeoning Graduates: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黄育川(Yukon Huang)和卡南•博斯勒(Canyon Bosler) ,2014年1月7日,《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尽管中国在逐渐丧失其廉价劳动力优势,让美国借机夺回了一些生产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挑战就此结束,只不过从低技能劳动力转向了过剩的大学毕业生。目前,中国毕业生仍供大于求,这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是一大挑战,但也可能因祸得福。这种阵痛十分剧烈,并会造成社会局势紧张;但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和新体制下毕业生薪酬的提高,中国不仅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还有可能夺走西方现有的技术优势。

 

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周边国家应守望相助
Common Destiny Needs Stability

赵可金(Zhao Kejin),2013年12月31日

与西方强国加强交流几十年后,中国在寻求更加平衡的外交方针时,更应注重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作者指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周边战略将沿着四个维度向前发展:保持周边地区的总体和平与稳定、打造周边地缘经济圈、打造周边共同安全圈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通过各种渠道促进友好交流。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中国对国际关系中的网络安全的看法》
Chinese Views on Cyber Security in Foreign Relations

史文(Michael D. Swaine),《中国领导层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42期,第1-27页

在最近几个月,网络安全同时成为了中美关系的紧张点和潜在合作点。从一些西方,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对商业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具有破坏性的网络攻击不仅来自中国个体,也很可能来自中国政府和军方。美国政府严重地表示出对此事的关切。尽管要求双边和多边合作,免除指责,将监督和制定全球规范的互联网运作模式放在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结构中;中国政府却一直否认有对任何国家实行网络攻击。

这些变化使得网络安全的问题升级到双边关系中的首要问题。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使得华盛顿政府和北京政府最近一致决定组成网络工作小组(Cyber Working Group, CWG)作为双边战略和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的一部分。同时,第一次双边网络安全工作小组对话在7月8日于华盛顿举行。

然而,在减少互疑的方面进展缓慢。两个国家都在加强网络安全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中国官方一致对此行动的支持也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很可能改变。起码在一定时期内,发展一个共同应对网络安全的国际手段仍是障碍。中国政府很可能继续为了国家安全和经济目的发展和使用网络技术。

所以,通过网络安全问题理解中美关系中的挑战和机遇,了解一些观点、中国人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这篇文章涉及到中国在以下四方面的思考:1)网络安全的定义和现在其面临的挑战 2)美国和其他国家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 3)外国网络安全威胁的起源和动机 4)中国降低网络安全威胁的意向。

首先,不同来源的信息(官方、准官方和非官方)在网络安全的定义和其面临的挑战问题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然而官方来源,比如外交部发言人和高官只提供了非常笼统的观点,而其他来源的信息则更具体。同时,所有来源都似乎统一网络安全的严峻程度与日俱增。同时,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中国人似乎认为网络安全作为一个全球问题包含了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个人社会、政治和道德权利的威胁。另外,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军方,将网络安全对主权、政府维持秩序的能力、社会稳定的威胁放在了更高的位置。因此,很多中国人认为政府有责任在监督和控制互联网、保卫中国网络主权上起到积极作用。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官方,强调了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修改规则、结构来加强每个国家监督机制和过程。

文章指出,中国各界在中国受到何方的网络安全威胁问题上页保持了一致性。尽管官方避免对中国给予网络安全威胁的政府指名道姓,其他来源几乎都指出美国是最主要的威胁。而其中非官方的信息对美国有着充满活力和谩骂的批评,这表现在四方面。第一,网络安全军事化;第二,双重标准,即在自身声称网络自由的同时袭击或限制他人的自由;第三,参与毫无证据支持的、破坏性的对中国的指责;第四,不公平地主宰当今的全球网络系统。

总之,在未来一段时间发展针对网络安全的国际手段的可能性很小。为了国家安全和经济目的,北京政府同时会继续发展和使用其网络能力用于应对他国。因此,一定程度的压力或者刺激有可能使北京政府减少针对美国的商业间谍。

 

《中国的太空对抗项目》
China’s Counter Space Programs-Only More Bad News

阿实利•特雷斯(Ashley J. Tellis),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及远征部队小组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s on Strategic Forces and Sea power and Projection Forces),2014年1月28日
    
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太空对抗能力投资,并对华盛顿如何应对以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做出了建议。作者认为,现在中国太空对抗能力在不断增加,这并非一个好消息。相反,中国在太空的活动将可能给美国带来了极大威胁。

文章认为,中国近年在太空活动上的发展值得警惕。国际社会仍然清晰地记得中国在2007年和2013年的进行的两次卫星对抗试验。如果2007年的试验证明了中国涉足到了低地球轨道上的美国空间系统,如气象和电光监视卫星,那么2013年5月的试验则暗示了美国在更高轨道上的空间系统,比如精确导航和定时、红外监控和先进的通讯卫星,都变得更加容易受到中国的攻击。所以中国太空对抗活动会逐渐减少的说法是种幻想。

作者认为,美国在应对中国的空间威胁上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美国使用自身资源对抗这种危险的行为可能遭到受到谴责。另一方面,即使是很好地建立互信,美国也很难限制中国不断发展的太空对抗站计划。

针对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了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1.    投资一切有必要的军事对策。如果有充足的经济资源,美国将有能力应对威胁。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必须迅速资助技术发展以对抗中国的太空对抗能力发展。
2.    在亚洲建立联盟——华盛顿政府应该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在此地区的一些伙伴共同合作,以应对中国太空对抗项目带来的安全挑战。
3.    支持多边国际协议。认识到多方的努力是代替美国技术投资来降低风险的不二选择。华盛顿应继续监视正在进行的关于欧盟支持下的外太空国际操作守则的讨论。

 

《如何升级日美安保合作?》
How to Upgrade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杰姆斯•斯考夫(James L. Schoff),《政策展望》(Policy Outlook ),2014年1月16日。

美日两国政府于不久前制定了关于双边国防合作的决议。然而,如果此项决议没有有效运作,导致更弱联盟的出现或者地区误解,会使得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日美联盟的目标在于在不加剧地区紧张程度和降低日本国内对同盟支持度的条件下应对安全挑战。而前后办公室概念(A front office/back office concept)可以在维持全局的同时提高相当的支持作用。

首先,前后办公室的功能更多地由能力决定,而不是地理区域或者使命。这同时也是现在的方式。其次,与零售商店能在整个公司在打折时最大程度地提高销售力上起到杠杆作用相似,日本的“后办公室”(back office) 能够起到更好与美国“前办公室”(front office)融合的作用。不同于现在日本充当的第二线位置,日本可以更直接地负责“零售店”的业务。而在现实中,即日本的情报、监控、侦查能力(ISR: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海上保护能力在日本国家安全受到干涉时可以更直接地与美国相联或进行多边前沿作战。同时,日本应该提升领土意识、更多地开展合作性计划等。

作者认为前后办公室概念的好处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六点。第一,可以提升联盟的生产力、有效性。即使日本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后方,美日也仍是紧密的团队来学习和提高。这能帮助联盟做出更加快速的反映来提高战争的热度。第二,这样的联盟能够从更加具有合作性的结构中获益。第三,前后办公室结构是对于不仅日本,还包括其他在此地区的国家,尤其是朝鲜的升级双边合作的一种既有效又在政治意义上更能接受的方法。第四,此概念中日本有限的前方存在感会在本地区产生积极的回应。第五,这个功能性的方式能够更少的聚焦于具体的威胁和联盟合作的位置,从而有力应对是为中国军事崛起做出的准备。第六,此概念还可以通过提升地区联合能力强调所遇到的共同的安全挑战。

而对于前后办公室概念的具体措施,作者给出了详细的说明。主要方面集中在ISR、宇宙安全、导弹防卫、海上安全、后勤支持、保护海上交通线等方面。作者还特别提到了钓鱼岛问题,认为当日本受到威胁时,美日的前后办公室角色会调换,美国在后方向前方的日本提供操作上的和(政治上的)帮助。

对于提升联盟整体性的具体意见,作者提出了以下七点。第一,把功能性工作小组结合到以情景为基础的计划小组中。第二,加上一个具体的工作小组聚焦在修订过程中的双边谈判机制。第三,在美国小心地操作机构间协调。第四,避免过度强调准则修订和日本对集体自卫的可能的变化的关系。第五,确保美国日本延伸的威慑对话和国防准则修订充分地相关性。第六,积极地向日本的邻国解释准则修订的进程。第七,美国保留单方面行动的选择。

最后,作者认为联盟决议负责并且重要性很大,不应该赶2014的截止日期,而是有必要的话持续进行到2015年。美日两国均有一些影响进程的因素,而关键则是抓住机会提升日美同盟的防御能力。

 

《安全新范式:维和在蒙古军事战略中的角色》
The Role of Peacekeeping in Mongolia’s Military Strategy: A New Paradigm for Security

克里斯托佛•普尔兹 (Christopher Pultz),《亚洲政策》(Asia Policy), 第17期,2014年1月, 127-146页

作者在本文探讨了蒙古的安全战略,并且认为蒙古军方重新制定了其目标,表现为培养了以维和和国际和平支持为中心的军队。

蒙古试图发展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即平衡传统作战能力和维和能力。放弃了以前同俄罗斯的军事安排,在保持主权、民族意识和通过邻国政策保持外交自由的前提下,蒙古正追求能帮助其提高国际参与度的外交政策。邻国政策旨在提高与其他民主国家的联系以制衡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增加蒙古国的国际影响力。蒙古军队抛弃了几乎所有先前的模式,建立了新的结构、教义、任务和身份以实现新的外交政策方向。因此蒙古军队通过自身改革成聚焦于维和和国际参与的现代军事力量成为了为了实现邻国政策的重要工具。

作者同时总结了蒙古在实现此政策的三个表现:第一,2012年,蒙古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是迄今蒙古最大规模的维和,使蒙古军队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受人尊敬的形象,提高了完成多样任务的能力。这项能力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在未来维和行动上的伙伴。第二,蒙古在北约维和行动的参与表现了蒙古军队希望参与超越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愿望。因此为美国和其他地区提供了额外的提高互通性的机会。第三,尽管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压力,蒙古与日俱增的外交军事关系是邻国政策的补充。美国应该利用此窗口,抓住机会提高蒙古的维和能力。

作者在本文中首先回顾了蒙古在历史上对苏联的安全依赖,同时探讨了蒙古再苏联解体后的政治剧变。随后描述了蒙古的邻国政策(Third-neighbor Policy)和军事改革,认为蒙古试图参与联合国赞助的维和行动。作者也在此部分论证了蒙古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选择了提高维和行动能力的改革道路。接下来作者则聚焦在美国对蒙古国防改革的政策,认为美国的军事援助显著提高了蒙古军队的实力。对外军事参与度的提高不仅是对蒙古邻国政策的支持,还能提高国家主权、民族意识和地区安全。下一部分则具体讨论了蒙古在军事改革上的措施,评估了军队将会在传统军事和维和责任平衡上遇到的挑战。作者又探讨了中国和俄罗斯对蒙古在全球军事参与度提高的反应。蒙古不仅扩张了其军事项目,还提升了与其他国家和多边安全组织的战略伙伴关系。最后一部分则描述了蒙古在军事改革和现代化平衡上遇到的挑战,并分析了蒙古军队如何成为了外交政策的工具。

 

《中国外交政策变动的涟漪?——近期对待非传统水运安全》
Ripples of Change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vidence from Recent Approaches to Nontraditional Waterborne Security

艾立信(Andrew S. Erickson)和奥斯丁•斯特兰奇(Austin M. Strange),《亚洲政策》(Asian Policy), 2014年1月,第17期,第93-126页

本文考察了中国对亚丁湾和湄公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态度和解决方法,同时探索了这些行为所反映出的中国愈加灵活的外交政策。 

作者通过回顾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外交政策上的“韬光养晦”的表现和几代中国领导人外交政策的延续,归纳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三点关键区别。第一,中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变化更加迅速。第二,考虑到中国过去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思想,北京政府经历着在实际行动和复杂政策理论之间的徘徊。第三,中国的领导阶层承担着不同于其他政体的保护民众利益的重大责任。在这些压力下,中国在过去一直表现出“不干涉”(Nonintervention)的态度。

然而,一些中国学者却提出了新的方法。清华大学阎学通认为外交政策应该是不干涉与干涉的结合。他认为国际责任,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很大程度包括对国际危机的政治回应,而不仅仅是对贫困国家的经济援助。北京大学王逸舟则引入了“创造性介入”的思想,即在特殊情况下,充分运用外交创新和各种政策机构,打破传统方法和固定思维,用不同寻常的方法提高外交水平。复旦大学苏长和认为干涉和更加大胆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在国际体系中被接受。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也提出了中国干涉他国主权的五大动力:问题涉及到联合国安理会、地区组织同意外部干涉、安全发展影响中国利益、目标地区有一种或多种对中国重要的丰富资源、中国公民的生命受到威胁。

在亚丁湾与湄公河事件中,尽管中国对待非传统水运安全的事例只是国家外交行为的一小部分,却仍表明着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对海外利益方面的关注。亚丁湾与湄公河事件显示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决策更多考虑了实际的国家利益计算,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准侧。

最终,作者针对对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外交政策的分析,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欢迎中国在应对共同安全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尽管不完美,中国在海洋领域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意愿和努力可以被放入更宽泛的海洋和水运安全图式中。第三,对于中国和其伙伴,公开更多关于中国在相关地区的能力和意图的信息是互利共赢的。第四,中国与其他海上大国在水运非传统安全上的合作效率会越来越高。

 

《朝鲜的能源难题:天然气是良药吗?》
North Korea's Energy Conundrum: Is Natural Gas the Remedy?

徐泫雅(Se Hyun Ahn),《亚洲调查》(Asian Survey),2013年11-12月,第53卷,第六期,第1037-1062页。

近年,朝鲜的核计划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文章认为,核计划的发展是为了缓解国内能源危机:朝鲜当局重点发展军事增加了能源需求,而其石油供给又被美国及其联盟所切断,加剧了国内能源紧张。文章旨在提供一些可能的方法,以帮助朝鲜度过长期的能源短缺,并且用适宜、安全的能源项目来取代现在充满争议的核能源项目。同时,本文还试图解决朝鲜对中国的能源依赖,提出建立天然气项目来保证长期的能源安全。

作者总结了朝鲜现在能源短缺的原因。从国内来看,能源产量下跌是重要原因。同时,不规范地使用低质量的煤、落后的设备和自然灾害都不同程度导致了能源短缺。从国际角度来看,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大量能源援助被切断。中国是目前唯一给朝鲜提供能源援助的国家。朝鲜的中国的能源依赖却很严重,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原油来自于中国。同时,中方援助量受到两国关系波动的影响,这对朝鲜能源安全产生很大威胁。作者认为,短期内,中国的援助是唯一能够解决朝鲜能源危机的方法,而长期来看,中国可以通过此手段逐步控制朝鲜。

作者认为,六方会谈的关键应该是五国帮助朝鲜解决能源危机问题,具体措施可以是通过发展管道或者液化天然气来减少中国在能源方面对朝鲜的影响。首先,天然气是核计划最好的替代品。尽管核能有很多的优点,比如高效率、环保等,却还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核爆炸、核废料处理。第二,对于平壤政府来说,天然气更符合新的全球能源趋势。天然气既可以促进增进增长,还可以满足能源要求。而中国的天然气开发进程非常缓慢,这使得中国很难控制朝鲜的能源。第三,可以促进朝鲜半岛内合作的增多。韩国是天然气技术和配套设施的领先国,从而可以促进两国的合作,以摆脱朝鲜对中国的依赖。

作者还提出了三个可行性计划。第一,俄罗斯为朝鲜提供能源供应,尤其是通过科维克塔(Kovykta)气田供应朝鲜。第二,朝鲜天然气路线和液态天然气发电厂提案在过去二十年的提出受到了很多国家的关注。如果此路线和提案付出实践,在朝鲜境内通过天然气管道和建立发电厂,必将有利于朝鲜的天然气发展。第三,美国提供天然气,朝鲜有可能从阿拉斯加或者墨西哥湾进口能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曾经提出如果朝鲜放弃核计划则帮助其发展天然气。随着布什政府上台,此意向则被搁置。然而由于美国目前尚未开始出口能源,此计划实现的可能性较小。

 

《在东南亚有组织的劳工和民主化》
Organized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迈克尔•纽锐特(Michael Neureiter),《亚洲调查》(Asian Survey), 2013年11月-12月,第53卷,第6期,第1063-1086页

作者在这篇研究中论证在1998年印度尼西亚和1986年菲律宾的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日益增长的劳动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在马来西亚、缅甸和新加坡,缺乏组织和积极性的工会是集权长久性的重要原因。

作者指出,学者们在研究民主转型和有组织的工人关系方面忽略了东南亚地区。首先是最早的民主化研究忽略了民众,而将重点集中在精英阶层。而随后的研究虽然加入了工人等因素,但少有针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文章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对此进行分析。在定量研究中,民主化被定义为自变量,即政府从独裁政府转向为较为民主的政府。因变量是工人运动的积极程度,测量标准是属于工会的工人占所有工人比重和罢工数量。作者选取了从1980年到2010年三个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工会的工人占所有工人比重的数据和从1980年到2010年六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罢工次数和参与人数的数据。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第一个向全种族开放的工会成立于1908年。此后的几十年间,工会数量和工人运动的数量增加迅速。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随后几年不断完善的宪法和立法又使工会数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随着1968年反共产主义者苏哈托上台,工会组织被大量取缔,少量的工会被政府管理。工会运动也大大减少。其中的原因是苏哈托对罢工等行动的强力镇压。此时的印度尼西亚呈现出的特征是社团主义者控制住了有组织的工人。而在苏哈托时期,基本上只有一个“大工会”,即政府,“代表”着工人。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通货膨胀,城市化,国民教育水平提高等因素,工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工资和权力,罢工又一次增多。随着1998年苏哈托下台,他的继任们虽然逐步放开工会的权限,却因为全球化的大背景而仍然矛盾重重。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有着相当长州政府干涉联邦事物的传统。而在1960年以前被英国殖民者统治时期,有组织的工人受到了来自英国人的巨大的压力。而1964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产生冲突,政府规定在受到外部威胁时内部不允许有冲突。而第二阶段在1967年结束。而第三次紧急状态则是由1969年开始的种族暴动引起。 尽管这次紧急状态在1971年结束,国家政局也逐渐稳定,但工人运动却没有显著提高。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年代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政策转向出口型工业,吸引外国投资,工人运动一直被统治者打压。直到今天,马来西亚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相比还是处于相对低下的水平。

新加坡 从1867年到1945年,新加坡一直被英国和日本占领。随着1965年新加坡正式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重重。1979年,新加坡从低技术产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在2010年,新加坡的经济已经高度国际化。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压制。如今的新加坡工人运动基本是和国际工人运动隔离。

最后作者得出结论:罢工的数量和涉及到的工人数量在民主体制下多于集权体制。而同时定性分析的部分让人思考在一些东南亚的集权体制国家,工人运动为何能够影响民主化的进程。最终给出了六个决定有组织的工人能够挑战集权统治、带来民主改革的因素,即:工人运动的强度、政府劳工关系、市场开放程度、工会竞争度、历史殖民因素、与国际工人运动的融合程度。

 

《产业政策及其对中国使用WTO争端解决系统的影响》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Use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廖佳玥( Jessica Chia-yueh Liao),《亚洲调查》(Asian Survey),2013年11-12月,第53卷,第6期,第1159-1181页。

作者在本文解释了中国的补贴政策如何使得中国领导者不情愿使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中国使用WTO争端解决系统表明着世界贸易组织正在改变着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WTO的诉讼记录可以看出,中国作为回应者或者起诉者,参与了2009年百分之五十的诉讼和2010年百分之四十的诉讼。同时,很多观察者推测中国将在应对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时更加具有侵略性地使用争端解决理解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然而,和其他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少地使用了DSC程序。

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中国不情愿使用DSU程序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法律界的学者认为中国在WTO的短暂历史使得其有谨慎的诉讼行为。而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中国作为理性人旨在最大化贸易利益。一些学者试图从文化的角度解释此现象,认为中国文化倾向友好的商谈多于诉讼。也有人提出在中国文化中诉讼往往涉及到怀疑。然而没有研究关注国内因素及其对政策制定者决定的影响与此问题的关联。作者认为中国使用补贴项目发展出口产业。然而,补贴是把双刃剑。在吸引资本发展经济的同时,补贴还需维持着亏损国有企业的运作。而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补贴系统成为了WTO争端解决的热门问题。

在本文中,作者从国内因素研究了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在WTO中的诉讼情况。尤其分析了中国的补贴项目影响政策制定者发起WTO诉讼的意愿。中国特殊的地方是补贴既吸引外国投资也支持国家企业。国际环境也给中国带来了挑战,中国的WTO准入原则为了消除其他成员国对中国隐藏补贴驱动的价格优势做出了很大妥协。人们也许会好奇为何中国的补贴改革如此困难以至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愿意将与补贴有关的争端提升到WTO的程度上。同时,领导者们还希望能保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来继续市场改革。 另外,补贴的产生也有非经济因素,比如保持一定的就业率,社会福利和中央地区的分权问题。

作者分析了其对中国在WTO发起诉讼的影响。在中国刚刚加入WTO时,能力受限是诉讼较少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涉及WTO相关法律的人才和经验缺失。从中国作为回应者自2004年到2011年的表图可以看出,中国自2007年以后作为第三方参与的DSU次数迅速减少,而是转变为着手准备中国面对的诉讼。

作者在解释为何中国的补贴制度使得政策制定者不情愿发起WTO诉讼时给出了三点理由。第一,中国有关的法律小组工作量过大。第二,在诉讼中的大量损失使得政策制定者犹豫是否再次诉讼。第三,中国的补贴制度很大程度影响出口结构。同时作者还认为这篇文章除了给出一种全新的解释观点,还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