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波罗申科团队:国家的管理者? 
Poroshenko's Team: Managers of the Nation?

鲍拉日·亚拉宾克(Balázs Jarábik),2014年6月17日

6月7日,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在首都宣誓就职;仅数天后,一架向卢甘斯克(Luhansk)运送乌克兰士兵的军用飞机就被反政府武装击落,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这起悲剧突显了波罗申科及整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东部若不增兵,基辅和全国的改革就无法展开。但加派军力会进一步刺激顿巴斯(Donbas)和卢甘斯克,拖长对抗时间,与莫斯科再结新怨。

波罗申科和乌克兰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完成这些任务亟需和平的环境。这些繁多而艰巨的任务包括:赢得东部战争、改革安全部门、与俄罗斯达成天然气协议、与克里米亚达成新的临时协定、重组和改革经济等。西方国家既没有政治意愿、也没有财政资源来帮助乌克兰应对这些挑战。与此同时,乌克兰即将失去对俄贸易依存中所获得的隐性收益。迄今为止,由于从“乌克兰联盟”中找到了新的民族自豪感,国内改革的支持力量看似坚如磐石;可一旦乌克兰人不得不面对改革带来的痛苦时,这些力量就将消散。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催促波罗申科总统迅速采取行动,但当每个人都在希望他创造奇迹时,约束他的仍是乌克兰的残酷现实。

从波罗申科担任总统后的第一个人事任命中可看出,他的团队还没有做好准备。他最亲密的同事是其过去经商时久经考验的企业经理。乌克兰的确需要能干的管理者,而不是白俄罗斯风格的“国父”。办公室主任由鲍里斯·洛日金(Boris Lozhkin)担任,他曾是白手起家的乌克兰媒体大亨,据传一年前被迫将传媒集团出售给负责打理亚努科维奇家族企业的谢尔盖·库尔琴科(Serhiy Kurchenko)。洛日金以前并无从政经验,但与各位寡头执政者保持着良好关系。乌克兰亲欧盟示威已提出各种担心,如针对洛日金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国家事务管理局新任局长塞尔海·别列津科(Serhi Berezenko)——他此前曾担任颇受争议的基辅前市长切尔诺夫特斯基(Chernovetskiy)的顾问。但是,波罗申科的首要任务是召集自己人,组阁总统团队。他需要忠诚的管理者,而非强势的政治人物,以避免另一个“幕后操纵者”的出现——如亚努科维奇的前办公室主任谢尔盖·里奥沃克钦(Serhiy Lyovochkin)。

波罗申科新任期内的下一个动作就是制定外交和国防政策。在就职演说中,他提出要建设强大的亲欧关系。6月27日,乌克兰将与欧盟签署期待已久的《合作协议》。波罗申科的外交政策团队成员包括瓦列里·恰利(Valeri Chaliy),他曾担任副外长和拉祖姆科夫中心的副主任;代理外长安德里·德谢茨亚(Andrii Deshchytsia)曾在俄罗斯驻基辅大使馆周围发生动乱时发出不当的外交指令,因此可能会被派往一个重要的西方国家首都担任乌克兰大使。人们大都认为帕夫洛·克里姆金(Pavlo Klimkin)会成为新任外长。克里姆金是俄罗斯库尔斯克人,曾作为外交部欧盟部门的负责人担任与欧盟谈判的首席代表,后又担任副外长。同俄罗斯谈判贸易协定与执行与欧盟的协议同等重要。尽管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产品都销往了欧盟——就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也不例外,但俄罗斯对于一些关键行业尤其是国防工业来说仍不可或缺。

作为乌克兰新任掌舵人,波罗申科在国防事务上的立场更加模棱两可。国家安全兼国防委员会负责人舍甫琴科·帕鲁比(Andriy Parubiy)和代理内政部长阿瓦科夫(Avakov)都是迈丹老兵,拥有独立的政治立场。帕鲁比曾一度想在迈丹自卫力量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政党,在基辅拥有强硬的政治立场。阿瓦科夫的表现受到了广泛批评。波罗申科因卢甘斯克飞机事件解雇了军队的参谋长。但若不抛弃自亚努科维奇叛逃乌克兰以来、防守姿态下的“装腔作势”,东部武装叛乱仍会是一枚定时炸弹。因此,迄今为止,对顿巴斯只能采取军事方案。

乌克兰的执政决策制定起来难,驾驭起来更难。尽管波罗申科表示要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自2004年宪法恢复后,他已经无法自行决定,还需要说服国会。这次选举很有必要,将能为乌克兰摇摇欲坠的政治机制注入新鲜血液;但乌克兰东部的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再加上缺乏强有力的政党,这些都有可能使在总统选举中排名第三的奥列格·利亚什科(Oleh Lyashko)等民粹主义者重新抬头。若出现这种变故,乌克兰的新班子必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受命于危难时刻的总统自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并被寄予厚望。为推动乌克兰前进,总统及其团队必须抛开自己的野心,寻求议会和政府双方的支持;但就其目前的组成来看,波罗申科很难做到这点。若不组建新政府和新议会,波罗申科就无法带领乌克兰走出危机。眼下,乌克兰必须团结一心,而不仅限于对俄罗斯巧言争辩。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东南亚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缪赛亚·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2014年6月18日,华盛顿特区

在东南亚,政治动态似乎超越了政治体制框架。虽然泰国是个突出例子,但是其他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体系,也面临重重压力。

缪赛亚·阿拉加帕将探讨东南亚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以及在未来几十年里,为建立更为合法和持久的政体可采取的举措。

印尼哈比比总统的民主观点
President Habibie on Indonesian Democracy

马秀丝(Jessica Tuchman Mathews),B. J. 哈比比(B.J. Habibie),2014年6月4日,华盛顿特区

印尼“民主之父”、印尼前总统B. J. 哈比比自1998年开始领导印尼的民主化进程,大胆进行政治开放化及分权化的改革。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印尼正崛起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民主国家。哈比比携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马秀丝,一同探讨印尼民主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未来的前景。

探讨伊朗核危机的最终解决
Toward a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Iran Nuclear Crisis

庞珣, 亚历山大·格拉泽(Alexander Glaser),2014年5月29日,北京

2014年初核问题依然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伊朗与P5+1成员国就调查德黑兰的核项目问题在维也纳举行会谈;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紧张的关系是否会对全球核不扩散机制产生影响;朝鲜威胁将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亚历山大·格拉泽将围绕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技术方面的在核不扩散、核裁军、核威慑以及核能等问题上出现的趋势,与中国及国际的核扩散和核能专家进行讨论。

“阳光之乡”一年后:评估中美关系
One Year After Sunnylands: Assess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阎学通,孙学峰,韩磊(Paul Haenle),黄育川(Yukon Huang),潘可为(George Perkovich),2014年5月28日,华盛顿特区

奥巴马总统最近访问亚洲,凸显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紧张和不信任共存的背景下,妥善处理中美关系面临挑战。中美双方都渴望找到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方法,以减少分歧,在双边和全球性问题上顺利开展合作。

为庆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合作四周年,阎学通和孙学峰会同韩磊、黄育川一道,就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潘可为主持了讨论会。

中国向西方进军:中国公司走向全球面面观
China Goes West: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ompanies Going Global
周乐达 (Joel Backaler), 韩实,2014年5月21日,北京

当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逐日增加时,人们对于中国公司如何取得如此之大的份额还不甚了解。现在的问题依然是究竟哪些公司哪些产业从中国的经济崛起中获益最多。

清华-卡内基中心的韩实邀请前沿战略集团主管周乐达(Joel Backaler)来分享他的研究发现的有关于中国企业全球扩张以及其对欧美跨国公司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都记录在他新书《中国向西方进军:中国公司走向全球面面观》(China Goes West: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hinese Companies Going Global)中。

中国经济会崩溃吗?
Will China’s Economy Crash?
黄育川(Yukon Huang),杜大伟(David Dollar),坎宁·博斯勒(Canyon Bosler),2014年5月21日,华盛顿特区

中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持续下滑。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激增的债务和房产指标预示了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经济硬着陆不可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新的领导班子能否规划出一条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道路?

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前景展望
India, China, and Russia: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史蒂芬·布兰克(Stephen Blank),邓勇(Yong Deng),弗雷德里克·格瑞尔(Frederic Grare),拉吕艾勒(Marlene Laruelle),马秀丝(Jessica Tuchman Mathews),特莱斯塔·谢弗(Teresita Schaffer),施道安(Andrew Scobell),史文(Michael D. Swaine),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理查德·韦茨(Richard Weitz),2014年5月14日,华盛顿特区

印度、中国和俄罗斯都已准备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重要角色,在接下来几十年中一显身手。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经常受长期存在的争端和对立严重阻碍。这次为期半天的会议旨在探讨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如何在重大国际秩序问题上开展合作,抑或争斗。讨论涉及能源安全、防务合作和区域动态等领域。会议还讨论了三国关系可能对西方产生的影响。

中国石油的未来:在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问题间寻求平衡
China's Oil Future: Balancing Economic, Geo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德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米卡尔·赫伯格(Mikkal Herberg),王韬,阮次山(Anthony Yuen),2014年5月8日,华盛顿特区

中国的能源未来将主要取决于其在石油领域的雄心壮志,包括开发新的可用国内资源的机会。中国是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到2014年年底还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中国对石油需求不断增长之时恰逢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石油工业最重大的范式转移时期。原油价格居高不下,加之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使得北美、中国和世界各地先前无法获取的一类新的石油资源浮出水面。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千方百计维持增长态势,确保中国经济循着更具可持续性的道路发展。有鉴于此,米卡尔·赫伯格、王韬和阮次山就中国未来的石油机遇与挑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会议由卡内基的德博拉·戈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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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中国经济放缓:寻求可持续增长之道
Arresting China's Slowdown: The Search for Sustainable Growth
黄育川(Yukon Huang),《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4年6月3日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势尚未探底,这一点显而易见。若要扭转当前局势,除了继续推行现有的去杠杆化措施外,还要综合提升投资、出口和消费,这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

“金砖国家”组织:中国大国外交的“结网巧战略”
The BRICS and China’s Networking Strategy for Social Power
庞珣,2014年5月30日

金砖国家集团作为中国“结网巧战略”的有效尝试和阶段成果,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未来的影响不可低估。

泰国局势动荡不安,军方能否救驾?
Thailand is Broken: Can the Military Come to the Rescue?
穆西亚·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2014年5月28日

泰国的政治框架已支离破碎,非渐进式改革所能修复。该国需要一个新的宪制架构,该架构应既可以容纳所有行为者与各方力量,又能为开展经各团体认可的合法政府的选举铺平道路。军事政变可能是实现该目标的机会。但要想成功,军方绝不能与对立的政治团体结盟,而必须以真正的非党派方式行事,并全身心投入到制定新的政治框架的工作中去。必要时,军方还必须在临时法规中对其自身的角色作出限制,并明确避免对长期执政显露兴趣,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

天然气交易需要中俄战略纵深
Gas Deal Entails China-Russia Strategic Depth
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环球时报》(Global Times),2014年5月25日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最近访问中国期间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十年、价值四千亿美元的中俄天然气合同,它对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重要程度不亚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签署的那项为俄罗斯天然气进入西欧市场开辟通路的协议。但这份合同势必将带来比能源流通更多的改变。

共享能源利益——中印合作的一大机遇
Shared Energy Interests an Opportunity for Sino-Indian Cooperation
王韬,《外交官》(Diplomat),2014年5月23日

在确保能源供应方面中印两国具有共同利益,那么中印两国是否会就此进行合作呢?

缅甸在欢迎外资银行时应谨慎行事
Myanmar Should Move Cautiously in Welcoming Foreign Banks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2014年5月19日

缅甸正在考虑向外资银行敞开大门,这是其彻底整顿金融部门的鸿图大计的一部分。对此,更多的担忧在于,其中一些银行正不断要求在零售银行业务中立即拥有绝大多数外资所有权。或许这一天终将来到,但不是现在。相反,缅甸在鼓励外资参与本国银行业一事上应谨慎行事,对允许银行拓展业务一事也应分阶段进行。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重返亚洲-回归现实主义?》
America’s Asia Pivot - A Return to Realism?

肖恩·凯(Sean Kay),麦吉尔大学国际和平安全研究中心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2013年10月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两种主要指导思想。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代表着现实主义将取代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占据二十年的主要地位。
 
文章认为,“重返亚太”战略的提出基于三个现实主义的观点。首先,根据现实主义的评估,中国的崛起和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使得美国转移部分权力并专注于亚洲成为可能。第二,制定外交战略时国家应当注意成本-收益分析,在必要时进行干预,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霸权地位。第三,保存实力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同时,这一战略可以避免美国给盟友开空头支票。
 
文章分析了战略重心东移过程中的几个关键因素。首先,美国需要警惕,中国可能将“重返亚太”和相应的军事部署视作威胁,进而增加武装力量。同时,美国需要将军事部署移出欧洲,并调整在中东的安排。这是美国增加对亚太军事投入的前提。美国应当改变在欧洲的角色,减少地面部队,强调共同防御、弹道导弹防御。另外,美国应当减少参与波斯湾事务,将精力放在用外交手段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和管理同伊朗的关系。
 
文章着重分析了美国在处理叙利亚问题的态度。文章指出,奥巴马的现实主义思路是值得提倡的。奥巴马选择提请国会批准使用武力,而非直接进行空袭。这一举动为美俄携手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提供了时间。文章认为奥巴马的这一应对措施有三点好处。第一,美国让俄罗斯来出头,由它承担挑起战事的罪责。第二,一旦出兵,美国可能违背“武力干涉需获得联合国授权”的国际准则,这将影响美国的可信度。第三,可靠的武力威胁为外交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文章最后总结,现实主义有助于避免介入不必要的外交事务,也利于保持国内的支持。但是,需要警惕过度强调军事,必要时可以辅以自由主义的措施。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

《管理南海紧张局势:对中菲、中越应对方式的比较》
Manag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mparing the China-Philippines and the China-Vietnam Approaches

李建伟(Jianwei Li),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论文系列,2014年4月23日
 
2009年后,中国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域领土归属问题上产生了争端。其中,中菲关系和中越关系受争端波及较大。面对日益升级的争端,中菲两国主要依靠临时协调,而中越之间则建立了系统的争端解决机制。作者认为这两种应对措施区别较大,也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作者首先详细回顾了中越、中菲领土争端中的大事件。中菲间的矛盾主要围绕着美济礁(Mischief Reef)、黄岩岛(Scarborough Reef)的归属问题。具体分歧体现在主权归属、油气资源的开发权和岛屿地貌三个方面。主权归属分歧在2009年菲律宾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第7条、第47条作出解读时凸显出来。油气资源开发的问题则在2011年年初菲律宾政府委托一家英国公司开发南中国海海域争议地区油气资源时浮出水面。渔业资源是另一个争夺的焦点。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军舰试图阻拦在黄岩岛作业的中国渔船,引发争议。具体而言, 双方的分歧在于军舰、渔船在极端天气等紧急情况下可否在争议岛礁停靠。在冲突发生后,中方谴责菲律宾的行为并重申对争议地区的主权。
 
中越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是领土问题。争议地区包括西沙群岛(Paracel Islands)、南沙群岛(Spratly archipelagos)、北部湾(Gulf of Tonkin)和陆地边界。双方在2000年12月成功解决了北部湾和陆地边界的分歧。2009年5月初,南海局势再成关注焦点。越南同马来西亚联手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CLCS)提交了大陆架外部界限主张。中方对此表示反对,并重申了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2010年10月,中越两国首脑在河内举行会谈,寻求解决方法。2011年专属经济区和油气开发活动让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相应的,中越两国也为解决冲突做出了诸多努力。双方在11年举办了08年后的首次高级别峰会,并签署了《关于指导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Agreement on basci principles guiding the settlement of sea issues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中越领导人也频频互访。
 
通过分析主要事件,作者认为中菲间的争端解决主要依靠临时协商。比如美济礁事件后,中菲举行会谈,提出了八点行动守则。从1995年到2000年,中菲的冲突管理方式已经开始从事后解决向建立互信机制转变。阿罗约政府时期,双方领导人提出了共同开发的解决办法。然而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双边关系日益恶化。中方希望通过双边机制解决问题。而菲律宾则试图通过东盟、美国、国际仲裁等多边手段解决问题。
 
中越的争端解决机制则较为系统,包括专家级会谈、政府官员级别会谈、外长级会谈和高层领导人的交流。其中自2009-2011冲突增多后,中越双方尤其注重高层领导人间的交流,并三次发表联合声明。
 
总之,中越采取的措施不仅成功解决了北部湾问题,也更好地稳定了南中国海的局势。而中菲虽然试图建立冲突管理机制,但并没有得以延续。

《计算损失:问题层出的缅甸人口普查》
Counting the Costs: Myanmar’s Problematic Census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2014年5月15日,第144期
 
2014年4月,缅甸举行了近三十年来的首次人口普查。这一计划将为缅甸政府、投资者、发展伙伴等提供重要数据,并获得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和多个国际援助者的大力支持。然而,本次人口普查却加剧了不同种族间、不同宗教间的紧张局势。在克钦邦(Kachin State)和掸邦北部(Shan State),军队为保护人口调查员与武装组织发生了冲突。在若开邦(Rakhine State)的部分地区,民众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游行和抵制活动,最终人口调查被迫叫停。本文中,作者分析了为何一个无关政治的调查会引发时局动荡,并提出了解决的建议。
 
作者指出这次人口普查在设计上有三点缺陷。第一,时机不对。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首次提出人口普查的建议时,缅甸刚刚结束长达六十年的内战。人口普查可能会重新定义种族和宗教情况,引发新一轮冲突。第二,内容不对。调查内容不仅包括基本的人口信息,还包括十分敏感的宗教、种族和国籍信息。统计这些信息的利弊没有经过仔细的斟酌。第三,预计不足。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问题,也缺乏相应的冲突解决方案。
    
作者进一步指出许多问题在准备过程中早有先兆。然而,人口普查的执行者对多方警告置若罔闻。项目合作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一份政治风险预估报告中写到:人口普查有可能会影响和平谈判,并在若开邦和克钦邦引发冲突。在2013年进行的先期调查中,若开邦的调查因安全原因被叫停。这一信号也没有引起调查小组的重视。利益相关团体也多次向调查小组表达了担忧,认为计划中没有充分考虑政治风险。
 
当冲突爆发后,政府不仅没有减小调查规模以降低伤害,反而派出重兵确保调查继续进行。主要的援助方也要求普查按原计划进行。这些不恰当的应对措施也成为局势紧张的原因之一。
 
最后作者对事态的后续发展提出了见解。在统计过程完毕后,本次调查将分三阶段公布调查结果。这一过程将带来三点挑战。一是穆斯林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可能高于预期。这将助长极端主义论调——极端主义分子声称国家正被穆斯林蚕食。二是有关种族的数据将颇有争议。三是结果公布恰逢2015年选举的竞选活动。选举委员会可能会根据调查数据调整分给不同族群的席位。这将引发新一轮争论。作者呼吁各方从缅甸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在后续过程中注意缓解冲突。

《台湾的军事改革:拉法叶军购弊案、国防法和自愿兵役制》
Military Reform in Taiwan: The Lafayette Scandal, National Defense Law and All-Volunteer Force

康炼(Eric Setzekorn),《美国中国学研究》(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2014年4月,第21卷,第7-19页
 
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台湾军队从一个党的军队向无政治倾向的职业军队转变。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间的拉法叶军购弊案(the Lafayette Scandal)、2000年陈水扁签署的国防二法(the National Defense Law and the Organic Law of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和2008到2014年间向自愿兵役制的过渡是改革的三个大事件。通过详细回顾三个时期改革的实施,作者认为现在的自愿兵役制改革不如二十世纪末的改革成功。作者将这种区别归结于现在的改革缺少足够的公众支持、过于严厉的立法管制和对军事化过去的过激反应。
 
拉法叶军购弊案是指在20世纪末台湾向法国汤姆森CSF防务公司购买拉法叶舰时,中间人收取巨额佣金,甚至导致海军总部武获室军官尹清枫上校死于谋杀。当时他怀疑军购过程中有不正当行为,并保存证据以揭发弊案。弊案揭发后令台湾舆论一片哗然。台湾当局派监察院调查军方高层,使得民众和文职官员有机会批判军方决策。弊案发生前军方对军队人事、预算、决议等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拉法叶军购弊案为文职官员和民众介入军方事务创造了契机。
 
陈水扁推行的军队改革便是借助拉法叶弊案的东风。拉法叶弊案期间民众对军队改革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态度降低了改革难度。总统府和立法院的持续投入是成功的另一原因。国防二法让总统、行政院等文职官员掌握了更多国防政策上的话语权。除此之外,国防二法提高了国防部中文职官员的比例并削弱了军队在制定预算时的主导权。
 
然而,作者对当前的自愿兵役制改革持保守态度。一方面,改革的组织上略显混乱。2009年的四年国防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提出了二十二项军队改革所必需的立法修正,这些项目至今仍未完全解决。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关注度降低。政治家缺乏改革动力,继而执行不力。同时,立法机构的过渡参与恰恰阻碍了军队改革的进行。
 
总之,民众和文职官员的参与对军队改革能否成功推行有着很强的影响力。时下,1990年代促使改革成功的因素均不复存在。有力的行政立法机构曾是良药,如今却成为绊脚石。因此,作者认为当前的自愿兵役制改革前景堪忧。面对未来,作者提出在军队、行政机构、立法机构间维持平衡是国防政策成功的关键所在。

《亚洲能源供应与海事安全》
Asia's Energy Supply and Maritime Security

皮埃尔·诺埃尔(Pierre Noël),《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2014年6-7月,第56卷,第3期,第201–216页
 
随着亚洲经济体的飞速发展,亚洲国家正成为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主要消费国。2012年,仅中国的能源消耗就已超过美国和欧盟。2000年后亚洲国家能源消耗的增速也远超欧美国家。能源安全也随之成为了亚洲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本文分析了能源海上运输与海洋实力的关系。作者认为海运可以保证能源的稳定供应。能源安全并不会引发亚洲国家间的海上冲突。
 
作者首先用数据说明了海上运输在亚洲能源市场上的重要性。亚洲大部分国家能源依赖进口。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原油依赖进口。印度消耗的能源百分之八十来自进口。除了少数的管道运输,大部分进口能源通过海洋运输。
 
作者进而反驳了海上能源进口将威胁能源安全的看法。相反,海上能源市场有利于保护能源的稳定供应。第一,历史上大部分能源短缺都是由于国内的生产受到影响而产生的。比如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导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中断。2009年俄罗斯中断对乌克兰的石油供应是一个例外。但这一事例恰恰说明海运相对于管道运输的优势。海运市场来源多样。而管道运输供应商单一,容易受制于人。第二,海上能源市场有助于国家灵活面对国内供求变化和价格变动。第三,进口能源可解燃眉之急。福山核电站事故后,日本关闭了发电量占全国百分之三十的核电站。充足的进口能源迅速填补了缺口,保障了能源安全。
 
作者还分析了为何能源安全并不会导致局势紧张。首先,国家并不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来保证能源的可靠供应。成熟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价格变化应对增加的需求和竞争。其次,亚洲各国间的争议海域虽然蕴藏着丰富的能源,但是亚洲国家争议的焦点并不是经济利益,而是主权归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普遍存在印证了这一判断。
 
最后作者针对亚洲国家的担忧提出了建议。亚洲国家的担忧包括如何确保航线安全、顺畅以及如何应对海上能源封锁。作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但目前中美间的军事互信不足以支持这样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