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美关系中的“第22条军规”
The Catch-22 in U.S.-Chinese Relations

韩磊(Paul Haenle),斯蒂芬•哈德利(Steven Hadley),主题评论,环球网,2015年3月6日
2009年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其分管亚洲事务的团队与中方同行就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交换了意见。中国外交官认为如果将中美关系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会表现出美国官员对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尊重,也会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互信。唯有这样,中美两国才能以更为成熟的新方式互动并开展合作。但美国外交官却认为这样的顺序颠倒了,只有两国已经开始像战略合作伙伴那样合作交往,美国才会同意升级两国关系。

奥巴马总统在任的6年间,这“第22条军规”(喻指逻辑死循环)一直阻碍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如今其体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了庄园会晤,其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三是合作共赢。尽管一直以来美方都反复强调中美关系不应建立在口号之上而应以合作实质为基础,但一开始奥巴马总统愿意探讨这一提议,一是因为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出这一概念,二是因为这一提议旨在解决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固有的竞争与可能造成的战争。然而中国呼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这在美国看来暗示着中国的真正目的是寻求美国在两国长期存在争端的领域做出让步。

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这很为难。首先是因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历史角度来看包括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定义模糊且不断演变。例如,2014年4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首次宣布钓鱼岛/尖阁列岛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随后相关文本将该部分删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就会与美日同盟的原则相悖,《美日安保条约》涵盖了有关钓鱼岛/尖阁列岛的条款。有人猜测南中国海也会成为或已经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会对美国造成同样的问题。此外,中国的核心利益还包括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同意存在分歧的一些议题。如果说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起点是美国或中国彻夜之间在某一项长期存在分歧的议题上做出让步,这样的想法很不切实际,令人不安。

在这一背景下,中方就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拓展值得关注。去年11月12日,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会晤,其间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他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义,将三大基础原则扩展成为六项原则。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国指出了可以进行战略合作的具体领域: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无核化、阿富汗问题、反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以及疫情管理。中美在这些紧迫的全球挑战上合作,还需要具体化合作方式。美国应该抓住这一机会,提高中美合作的质量,并寻求具体实施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在中美合作可以取得进展并惠及全球的领域。美国一直敦促两国在共同利益领域进行合作,中国进一步扩展基础原则有可能是为了回应这一点。美国应该看到中国做出的努力,并努力与之合作。

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虽然“尊重核心利益”细分成了两项原则,但这依然是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原则之一。习近平新提出的第二点是中美两国要“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四点是中美两国“不做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的事”,按排位来看这项的重要程度略低。中方对于原则的调整意义重大,这体现出中国已了解到美国的关切并展现出中国愿意为实现新型大国关系做出调整,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远远不够。除非中国去除“核心利益”这个词组或是清楚阐述其含义,否则这仍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中国专家私下里表示过,在美国看来中国提出的“核心利益”就是空头支票,并认为这具有政治毒素。所有被认定是中国“核心利益”的事务都将一如既往的难以解决,并将需要时间来谨慎处理。如果继续关注于这些敏感领域,将其视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起点,那么这会危及两国在恢复邦交35年来所取得成果,因此这决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实际上,若将“核心利益”视为起点,这并不利于中国实现其目标。因为这样一来美国领导人将难以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合作,很有可能美国国会或政治体系内有人会站出来,通过立法或者其他手段驳斥在美国公众看来美国愿意向中国做出的让步。

当然,我们不能期待中美两国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过去,两国已经找到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法,确保双方的分歧不至阻碍在具有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成果。例如,在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中,双方都承认了对于台湾问题两国存在不同看法,但并没有要求另一方短时间之内接受本方观点。

如果中方确实希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中国需要探索新的途径以获取尊重,不要有意将有关敏感问题的分歧摆上桌面非要辩出是非。反观中美两国过去所取得的成就,随着两国领导人之间不断建立起互信,上述问题最好逐步地默默地加以处理。如果中国不能接受这样的灵活处理方式并坚持寻求“核心利益”,那么中国将会亲手扼杀美国接受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

如果中国领导人愿意删去“核心利益”的说法,美国不应该立即草率地拒绝中国的提议。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对中国至关重要,对习近平本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美国经过战略评估认为,中美通过增进在共同利益方面的合作来建立更具建设性更为积极的双边关系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提议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有多么重要,那么为了提高我们完成自身目标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在坚持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考虑接受中国有关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

本文最初发表于环球网。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竞争方法对待东南亚和地区主义的未来
Competitive Approaches to Southeast Asia and the Future of Regionalism
村上田农(Takashi Terada),艾伦•弗洛斯特(Ellen Frost),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华盛顿特区,2015年3月3日

一定程度上受中日经济外交刺激,东亚地区的经济依存性日益增强,继而又助长了大国竞争。讽刺的是,这可能会阻碍今后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作的努力。

村上田农讨论了中国和日本为动员东南亚国家和在亚洲推定地区主义所采取的竞争方法,主要考察安全、贸易、金融和发展领域。此外,他还考虑了区域依存性对美国以及美日同盟带来的影响。艾伦•L•弗洛斯特发表评论,卡内基的詹姆斯•肖夫主持讨论。

这次活动由美日研究所共同举办。

温迪•谢尔曼谈东北亚
Wendy Sherman on Northeast Asia

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包道格(Douglas H.Paal),华盛顿特区,2015年2月27日

正值二战结束七十周年之际,负责政治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回顾了美国的东北亚政策。她刚刚结束对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访问。她谈到了战后时期局势以及美国如何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她还提到美国及其盟国为建设和平、繁荣的地区秩序所做的努力和遇到的挑战。

辩论:西方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吗?
Debate: Should the West Arm Ukraine?

史提芬•皮弗(Steven Pifer),尤金•鲁默(Eugene Rumer),杰瑞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戴维•格林尼(David Greene),约翰•E•赫伯斯特(John E. Herbst),华盛顿特区,2015年2月19日

一场激烈的辩论正在华盛顿展开,主题是美国是否应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帮助其打击俄罗斯支持的叛军。尽管弗拉季米尔•普京、佩特罗•波罗申科、安吉拉•默克尔和弗兰克•奥朗德已于上周会谈后达成停火协议,许多人仍然对其能否有效、持续地付诸执行持怀疑态度。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将该议题的双方主要研究者召集起来,探讨向乌克兰运送军火的风险和收益。这场辩论由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戴维格林尼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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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谈判,不到最后一刻不会见分晓
Down to the Wire With Iran

乔治•伯科维奇(George Perkovich),问答专访,2015年3月4日

与伊朗敲定一个最终核协议大致方案的截止日期很快就要到来,正当谈判者们努力缩小和谈各方之间的差异并致力于达成协议时,对协议持有异见的批评者们也正在高调地发布自己的不同看法,比如15年3月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上的言论。

在一场问答会上,乔治•伯科维奇分析了协议谈判的一些已知信息以及目前已经成型的协议内容。乔治•伯科维奇表示人们很容易就忘了这些会谈达成的结果有多么的重要并且目前没有比这一做法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一事实。
          • 与伊朗核谈判目前的进展到底如何?以总统奥巴马为首的美国政府是否真的采取了正确的方法?
          • 关于这次谈判,我们到目前为止究竟掌握了哪些具体情况?
          • 内塔尼亚胡对美国国会的讲话到底具有怎样的重要性?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 为何以色列在自己掌握了复杂核武器库的前提下如此担心伊朗也能够研发出核弹?
          • 如果本月能够成功的达成一个政治框架协议,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如果协议没有达成,又会变成什么样?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中国的话语权是否在增加?处理中日关系时历史的作用》
Is China’s Discursive Power Increasing? The “Power of the Past”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卡尔•古斯塔夫松(Karl Gustafsson),亚洲观点(Asian Perspective), 2014年第38期第411-433页

话语权是一个学术研究中很少讨论的话题。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一个话语权较强的国家,在能达到目标的前提下不会倾向使用武力。本文作者认为虽然中国物质力量不断增强,但是中国政府的话语权却在减弱。作者从国内、双边和国际三个角度分析了中日领土争端中国话语权的变化。

首先,在中国国内,中国政府是在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去主导以历史为主题的话语权。作者认为在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对共产党的支持度另一方面也弥补了共产党合法性的空缺。因此,总体来说还是十分成功的。然而,中国国内的一些激进分子却利用了共产党对爱国主义的强调试图去限制政府的外交政策选择。在过去几年发生的抗日游行,抵制日货等民族主义及有时暴力的行为便是其中的体现。政府不能去反对抵制日货的行为,因为这在人们看来是爱国的表现。中国政府也不能试图去与日本政府谈判,因为这样会受到国内民族主义者对其是否爱国的质疑。

其次,在双边外交领域,中国与日本建交时利用了中国并未追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一点说服日本政府对华援助。特别是在1989年世界各国都对中国采取制裁时,日本出于历史的压力只是对华不情愿地采取了有限的制裁。但是,在2005年日本表示要停止对华的经济援助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试图再次以历史的角度去说服日本继续援助,但并未成功。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对日以历史为主导的话语在双边领域的作用在过去是很大的,但是目前已经不再有效了。

最后,作者分析了在国际领域中国政府利用抗日战争去获得国际社会对钓鱼岛主权的支持的效果。但事实上,李克强在德国对日本侵略的讲话并没有获得国家社会的同情或是帮助,而是收到了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应。日本政府在其驻各国使馆中发布多语言声明推广日本自己的理解并且试图突出日本遵循国际社会的惯例并且不述诸武力的立场。此外,作者还指出日本还希望强调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中国不是这一点。因此,在国际领域中国试图引导国际舆论向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尝试没有成功。

本文作者提到的话语权和舆论主导能力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对目标国施压已达到一定的目的,但是基于中国目前在此领域的尝试并没有取得较多成效,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可能会述诸于硬实力—即武力去解决与日本的领土争端。

《不干预原则限制了中国打击伊斯兰国》
Non-Interference Limits China’s Role in the Fight against Islamic State

杜懋之(Oliver Bräuner),达哈•帕克(Daha Park),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2015年2月15日

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残暴行为加强了世界各国对打击伊斯兰国的决心。但是,与美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积极参与武装打击不同,中国并未参与其他国家对伊斯兰国的打击行动。这并不表示中国不想打击极端主义,而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奉行不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外交政策。

但是随着中国加大对伊拉克石油的投资力度,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伊拉克从事能源、电力或是建筑工作。这些人基本都在南部城市,因此受到伊斯兰国武装的影响较小。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也较为少见。和伊拉克相比,中国在叙利亚的投资并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中国对两国的政策—中国欢迎美国所主导的联军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目标打击,但是却警告不应该在叙利亚境内进行空袭,而是倡导国际社会应该与阿萨德政府合作。这种政策既保护了中国的利益,又与中国不干预他国事务的外交政策相吻合。

尽管中国强调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国际社会都有责任参与到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但是由于目前的情况对中国在地区的能源利益的影响较小以及中国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的限制,作者指出欧盟国家不应该指望中国会领导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的行动。因此中国与欧盟在地区安全领域所能进行的合作是有限的,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个潜在的合作领域—非战争人员的撤离工作。欧盟在之前中国从利比亚撤侨时已经进行过帮助,双方可以在今后可能出现的中国从伊拉克或是中东其他国家撤侨的行动中合作。

《亚洲地区核动态》
Regional Nuclear Dynamics

乔治•伯科维奇(George Perkovich),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分委会(Subcommittee on Strategic Forces of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2015年2月25日

亚洲地区各国核力量的发展值得国际社会的关注。伯科维奇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言描述了东北亚和南亚国家对美国主要的战略挑战并且提出了一些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他指出由于地区各国无法在常规武器领域对美国进行直接的挑战,他们会试图发展非常规实力以对抗美国。美国与地区主要国家—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实现相对的稳定,避免可能会使局势恶化的战争并且建立相应外交和政治途径来相处。

首先,作者指出亚洲几个有核国家可以组成两个战略三角形,而这两个三角形的连接点便是中国。中美俄构成了第一个三角形。三国中任意一国的核政策以及和威慑的决定都受到其他两国的影响。美国在冷战时期一直以苏联为核力量和核政策的基准,但近几年,中国在美国的核决策中占的影响越来越大。第二个则包括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希望获得能够威慑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战略力量。巴基斯坦希望获得与印度相对应的战略能力。印度分析员普遍认为中国在帮助巴基斯坦发展其战略力量。因此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战略友好关系。通过这两个三角形,作者指出美国决策者需要清楚美国对其中任何一国所采取的政策会影响到三角形中所有的国家。

其次,中美在多领域面临安全困境。一是中日领土争端令美国立场尴尬。二是台湾问题上,美国难以说服中国。尽管美国乐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但美国不会用武力或其他政策推动这一变革。三是中国正大力发展常规武器以制衡美国的海军力量。中国在弹道导弹,海上和空中力量以及网络战等领域进展很快。四是核政策。中国一直在担心美国可能会获得消除中国核威慑力量的方法。中国拥有核弹头的数量和浓缩铀的储量远小于美国和俄罗斯。

接下来作者指出美国决策者所面临的挑战还有向日本保证美国有决心有能力去帮助日本抵御来自中国或是任何国家的攻击。而对于朝鲜问题,美国近期的主要重心应该放在与朝鲜进行谈判以限制其核力量的发展并且签署约束性的协议保证朝鲜不会将核能力转移给其他国家。而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问题,作者指出国会至少应该有一个紧急预案。美国应该采取积极、有创造性的外交和政治渠道去阻止印巴之间再次爆发冲突。

《欧盟各国总理是否已经接管欧盟外交政策?》
Are Prime Ministers Taking Over EU Foreign Policy?

斯特芬•雷纳(Stefan Lehne),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5年2月
欧盟各国外交部长在近几十年里逐渐失去了影响力,而各国总理或是总统却成为了外交政策的核心人物。作者认为尽管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外交政策变得不再专业化。总理主要是以国内政策为中心的,但是如果外交政策由他们来管理的话,就会变得集中于短期目标和吸引媒体曝光,从而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战略规划。在文章中,作者分析了欧盟各国外长的影响力下降的原因并且指出了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目前所做的主要是危机处理而并没有对欧盟外交政策进行战略性的规划。最后作者给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他们应该在欧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上合作并且指出欧盟对外行动署的战略分析(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应该成为欧洲理事会决定的主要参考。

首先,作者指出在过去当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主导欧洲时,各国外长的角色极其重要。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战争与和平已经不再是外交政策的重心。越来越多的个体在影响着外交政策,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使得传统的外交精英失去了影响力。然而,以各国总理牵头的外交却面临着种种问题。欧盟在南欧和东欧所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高层强烈的政治意愿和一贯的政策来解决。这样一来,欧洲理事会的协调作用就变得尤为重要。

《里斯本条约》规定欧洲理事会在外交政策上拥有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各国的外交部长却不再享有欧洲理事会的席位。此外,之前的轮值国制度也被一个欧洲理事会主席所取代。理论上讲,欧洲理事会主席是欧盟级别最高的官员,可以说服成员国对对外关系采取更加长远和主动的态度。然而,第一任主席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却保持了一个比较低调的国际形象,没有积极地介入到国际事务中去。这在一方面是由于欧盟内部机制的问题,但也有欧债危机使得范龙佩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欧盟内部问题的原因。因此,作者给新一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提出了如下建议:

图斯克和莫盖里尼应该在欧洲理事会外交政策的确立的过程中保持沟通,并且在执行方面进行合作。图斯克的主席身份和莫盖里尼所掌管的对外行动署的外交资源都会为外交政策带来有力的协助。此外,两人应该在目前欧盟外交所面临的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一定的成就,以树立他们作为外交政策可信的领导者的地位。

由于欧盟自身的外交政策与各成员国的外交政策目前是处在一个共存的状态,任何分歧都会削弱欧盟整体的有效性。而针对目前欧盟成员国与第三方单独开展对话的现状,作者认为欧洲理事会主席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介入会使得政策分歧的可能性大大削弱。最后,作者指出欧盟自身无法使用现有的机制去面对其所遇到的问题,高级别外交信息的共享和成员国政府与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间的协调才是欧盟保护其国际利益的解决方案。

《认清石油:建立全球石油-气候指数》
Know Your Oil :Creating a Global Oil-Climate Index

黛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 亚当•布兰特(Adam Brandt), 焦耳•柏格森(Joule Bergerson),乔纳森•库米(Jonathan Koomey),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日前,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斯坦福大学和卡尔加里大学共同创建了世界第一个石油-气候指数(Oil-Climate Index, OCI)。这一研究追溯了不同种类的石油在探测、开采、处理、提炼、运输和消耗过程中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石油对环境的影响不是一致的,碳排放最高的种类比最低的高出80%。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现在能在更偏远、更艰苦的地方开采原油。海底、页岩、多年冻土区正逐渐成为重要的原油产地。这些新型原油对环境的影响过去鲜为人知。原油的碳排放往往和它的价格没有关联,因此市场不会自觉选择低碳排放的原油品种。石油-气候指数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投资人和研究者了解不同类型的原油在整个开采消费循环的碳足迹,进而更好地抵抗气候变化。

通过提取三个开源模型的数据,石油-气候指数评估了30种原油的碳排放。这些原油从开采到消耗过程中平均每桶要产生570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最多高达920公斤而最少则是450公斤。其中有三类石油一般会产生较高的碳排放,超稠油、伴生气可燃的石油和枯竭或多水类石油。最后一类是因为即将枯竭的油井在开采时往往会一同开采出大量的水。将水油分离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

文章呼吁业界加强对新型原油碳排放的重视,促进信息公开,在开采原油前全面的审视对环境的影响。文章也提出当更多种类的新型原油涌现市场,研究者应扩大石油-气候指数研究的范围。

《海湾地区的未来走向》
Future Trends in the Gulf
金•尼蒙特(Jane Kinninmont),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报告(Chatham House Report) ,2015年2月

本报告从介绍海湾地区国家的未来经济走向出发,论证了海湾地区国家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发生重要的改变,建议有关国家采取相关政策以提前应对这些可能。

本文详细论述的海湾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即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报告指出,海湾国家近些年来在石油收入富足的情况下所形成的高公共支出的惯性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自2014年全球油价下调以后,这一依赖于高石油收入的财政支出模式就更显出弊端。在六个海合会成员国中,三个国家需要油价持续在100美元一桶石油的价格才能达到收支平衡。四个国家的石油资源将在一代人内耗光殆尽。而与此同时,在石油财富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态势有着与日俱增的期待。在60%人口都在30岁以下的人口结构下,这将会对现有的政治结构造成更大压力。事实上,甚至在目前经济现状较好的情况下,海湾国家已经感受到了公众要求参与政治的压力。

阿拉伯之春以来,大部分研究都侧重指出君主制与共和制在中东地区的不同命运,似乎在暗示君主制才是长治久安的出路,否则将面临革命的危险。本文作者则强调一个更全面的考量。她指出,埃及的例子表现了革命的局限性;真正的开放与变化是在整个社会的制度、规范、态度与思想都发生了改变的基础上才实现的。在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海湾国家相应采取措施加大了公共支出和就业,但这些都只是短期性政策。对更高参与程度、更高透明度的要求是不可抵挡的趋势。作者建议海湾地区国家主动采取渐进式的改革以适应这些趋势,而非坐享其成或坐以待毙。

目前这些国家所表现出的趋势并不容乐观。2011年以来,这些国家不仅没有改革的迹象,反而由于对威胁的感知变得更加保守,少数族群如妇女、青年被更加边缘化。虽然这些国家指出,要么是海湾的精英执政,要么海湾地区将面临极端分子当权的危险,但作者不认为没有政治发展的可能。就于此,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譬如在地区政治中发扬传统的协商与讨论机制,加强机构的透明与公开性,扩大已有的民主决策机构的民选特征和权利等。作者同时建议西方盟国对不同的政体保持文化的敏感性,并扩大在当地与精英以外的普通民众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