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对伊外交的成果
The Fruits of Diplomacy With Iran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15 年4月 2 日

完美世界中没有伊朗的核浓缩问题,现有的浓缩装置也会被拆除。可惜我们生活在并不完美的世界中。我们无法毁掉伊朗已经发展起来的基本浓缩技术和装置。我们能做的是在长时间内对其实行大幅限制、严格监控,阻止伊朗领导人浓缩出武器级别材料和制造核弹。

这些目标决定了美国近期针对伊朗核问题的外交策略,其中包括2013年间我在阿曼及其它场合主持的与伊朗的秘密会谈。鉴于过去三十五年中美伊之间互相猜疑、不满、缺少持续的外交接触,可以想见谈话过程非常艰难。我们的伊朗对手强硬、戒备、而且专业。但我们的努力最终促成了在2013年11月达成的临时协议《联合行动计划》。

尽管《联合行动计划》饱受非议,它的价值已经得到证实。它在十年间第一次冻结了伊朗核项目,提供创新监督手法,适度减轻对伊制裁,同时仍对伊朗施压。

周四在瑞士洛桑宣读的谅解录是推动进程的重要一步。尽管许多关键细节仍有待完善,但谅解录中明确列出了一个全面的共识。在至少十年内,这一个共识将让伊朗提炼一枚核弹所需的武器级原料的时间从目前的两到三个月延长至至少一年。这将大大降低伊朗的低浓缩铀储备,极大地削弱其浓缩能力,并对研究发展更为先进的离心技术加以限制。此外,它还切断了伊朗获得核弹的其它渠道,其中包括有效遏止伊朗在阿拉克反应堆制造武器级别钚的可能性,以及在未来至少15年内禁止其在福尔多地下设施中进行浓缩实验。

除了上述重大限制举措,我们还将创建一个空前严格的检视机制。它将明显高于目前的国际标准,以确保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都能够被迅速侦破。只有通过协议,我们才能开展检查与监控,阻断伊朗制造核武器的渠道。

通过分阶段谨慎放松制裁的办法,同时辅以在伊朗违约的情况下迅速恢复制裁的内部机制,我们仍掌握着充分的执法手段。监管加强、发展核技术的基地和材料减少、对于欺瞒的惩罚力度加大,使我们在侦查并遏止伊朗突围行动的过程中占据了更多优势。

尽管这一备忘录卓有成效,我们需要做的还很多。目前存在三大主要挑战。

首先是最显而易见也最紧迫的:为全面协议拟定细节的艰难工作。严格执行协议将是当前政府及其继任者的首要任务,而这将取决于各检查及执行条款的质量。鉴于《联合行动计划》对伊朗项目持续冻结,我们无需操之过急。关键在于走好每一步。

第二个和第三个挑战更关乎长期执行,但同样重要。必须把与伊朗进行的全面核协议看作是复杂的中东战略的一部分。我并不认为在核问题上的进展将会迅速缓和与德黑兰在其它区域问题中的紧张关系,或是使美伊关系正常化。我也不认为伊朗领导阶层会在一夜之间从一股革命性的地区破坏势力转变为一个“普通的”、雄心勃勃的地区政权。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安抚在该地区的伙伴。他们对于来自伊朗的威胁以及核交易的影响都非常担忧。我们亟需新型的安全保证与合作。坚决反对伊朗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如叙利亚及也门的危害行为,这不仅可以为我们的老朋友提供支持,也是制约伊朗的最佳方式,正如坚决实行制裁可以促使伊朗重新评估其核战略。

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将全面的伊朗核协议纳入加强全球核秩序的体系中。伊朗协议中涉及的新型检查及监督手法也许可为未来提供参考。伊朗核问题暴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漏洞,尤其是民用与军事项目之间缺乏清晰界限。伊朗问题显示,条约中有权使用核能源与禁止制造核武器之间的灰色地带太过宽泛。由于核技术越来越为人所熟知,各国都希望借助核能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军事与和平活动之间划定清晰界限变得愈加重要。 做到这些并不容易。但是,如果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并被纳入区域和国际秩序,未来几个月与伊朗达成的全面核协议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也将完美诠释外交历久弥新的价值。

伊朗核问题的历史中有许多错失的机会。在这段历史中,对完美的执着让我们错失良机。回顾过去有些错过的机会现在看来也很不错。鉴于有些缺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绝不能再度错失这次机会。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亚太地区的合作与冲突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Asia-Pacific

史文(Michael D. Swaine) ,克利福德·惠特克姆 (Clifford Whitcomb) ,德温·艾利斯 (Devin Ellis) ,华盛顿特区,2015年4月2日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与国防部秘书办公室和战略多层评估办公室联合开展了一项为期一年的多层面项目。该项目鉴别了亚太地区发生的变革,预测未来局势,为美国决策者提供参考。据此产生的《亚太地区的合作与冲突:一次战略净评估》报告在一项针对东北亚的调查中采用了“战略净评估”视角,详细展望了亚太地区合作与冲突的前景。

台湾在亚太地区的经济角色
Taiwan’s Economic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梁适鑫(Francis Liang),陈瑞隆(Steve Chen),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包道格(Douglas H. Paal) ,华盛顿特区,2015年3月24日

台湾经济处于信息技术革命的最前端,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其中的佼佼者更与各美国公司保持着非常成功的合作关系。台湾积极提升自身在亚太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以便参与地区经济融合。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很高兴能邀请到台湾经济事务部前副部长梁适鑫以及前部长陈瑞隆。对于亚洲的经济融合、台湾的商业与投资机遇、台湾在亚太地区的经济角色,二位分别提出了各自观点。包道格主持了此次会谈。

“战略升级”:美印关系进入新阶段
“Strategic Plus”: Taking U.S.-India Relations to a New Level

里奇·维尔玛(Richard Verma),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 ,阿什利·特利斯 (Ashley J. Tellis),华盛顿特区,2015年3月27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的印度之行将美印两国关系推向战略融合的新层次。美国驻印大使里奇·维尔玛上任后首次来到华盛顿,探讨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是如何迈入“战略升级”新阶段的。此外,他还谈论了为继续转变和加深两国关系纽带所需采取的措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威廉·伯恩斯对维尔玛大使进行了介绍,阿什利·特利斯主持了会谈。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感谢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为促成此次会谈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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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会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Will China Derail the Global Recovery?

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国会山》(Hill),2015 年3月 30 日

在中国经济适应严重失衡的过程中,中国将经历一段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中国在短期内的风险需要得到重视。它可能与其它地方的危机相呼应,比如希腊退出欧元体系,或是巴西及土耳其信誉的崩塌。不过,中国发生雷曼式危机并蔓延至世界其它地方、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变缓的可能性极低。

我们很难看出诸如中国住房领域的危机将会如何引发货币或银行危机,进而对世界金融体系构成威胁。尽管中国自身存在问题,但其国债和外债比例较低,外汇储备充足,并且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存款率。由于国有银行普遍受到严格的资本控制,纽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与中国基本绝缘。

让腐败难以为继
Making Corruption Unsustainable in China

黄育川(Yukon Huang),《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2015 年3月 27日

今后十年,习近平主席的政绩将更多取决于其在反腐领域的功绩,而非国家的物质文明进步。在许多经济问题上,中国都是一个异数,在贪污腐败问题上也不例外。研究表明,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贪污腐败会阻碍经济增长。此外,发达国家的贪污腐败问题要少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如此迅速,究竟要归因于猖獗的贪污腐败,还是顶住腐败努力实现的呢?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又为何非但未能缓解,反而日益严重?

目前的反腐运动主要通过处理非体制因素和进行道德劝说推进,通过加重刑罚遏制贪污受贿。习主席提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改变了这种风险与回报的失衡关系。但习主席在反腐倡廉上能否获得最终的成功,仍要取决于其能否切实治理引发贪污腐败的体制因素。

这就需要打破双轨制经济中各主要势力间的勾结关系,将中国体制的四股决定性势力——共产党、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权责实施分离。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政治自由化,创建更有效的问责制和政务透明机制,以使贪污腐败难以为继。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评估与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Xi Jinping’s Address to the Central Conference on Work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Assessing and Advancing Major-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史文(Michael D. Swaine),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第46期

习近平在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制定准则和战略目标。习近平的讲话总结了近期中国外交的成就,分析了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并提出了未来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此次讲话是中国现任政府最权威也是最全面的关于外交事务的论述。本文作者总结了习近平讲话的重点并且从中国国内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的回应分析了此次讲话。由于习近平的讲话原稿并不对外公布,作者的分析主要是基于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发布的总结进行的。

习近平在总结中国外交时并没有提到具体的成就,而是指出中国已经在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针对当今世界局势,习近平指出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习近平认为中国的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而针对中国外交的未来,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他同时指出中国要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妥善处理好领土岛屿争端问题并且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接下来作者分析了中国各界对习近平的讲话的回应。作者选取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官方回应进行了分析。王毅赞扬了习近平的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的倡导,并且指出这与地区其他国家所提倡的军事同盟有着本质的区别。王毅认为中国所致力于建立的伙伴关系可以促进形成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对立的国际体系。华春莹在对“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解释时提到了“六个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在半官方层面,作者选取了新华社的一篇社论和《人民日报》在会议后连续发表的三篇《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社论进行了论述。《人民日报》的三篇社论强调了自十八大以来外交理论创新实现新突破,重大对外战略举措取得新进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得到新拓展,维护国家利益收获新成果,体制机制建设推出新举措。在非官方层面,作者指出大部分的反应都是比较积极的,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实现“中国梦”的外交政策宣言。但是也有部分网民认为中国应该先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推进改革的进程。

在文章最后,作者指出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其与世界的联系也日趋紧密。在这样更加复杂也更有挑战性的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仅需要推动经济发展,还需要减弱外部威胁,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乌克兰危机:第二份明斯克协议后军事冲突继续的可能性》
The Ukraine Crisis: Risks of Renewed Military Conflict after Minsk II 欧洲简报(Europe Brief No 73),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5年4月1日

在17小时的彻夜谈判后,德法乌俄四国首脑于2月12日在明斯克达成了第二份明斯克停火协议。该协议从2月15日零点开始生效。到目前为止,乌民间武装与政府军还在遵守此项协议。此协议的一大成果便是极大地减少了冲突的伤亡人数。但是,俄、乌及西方各国官员认为冲突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周中继续。这份简报分析了乌东部民间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以及各方在未来的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指出如果武装冲突继续的话,双方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能力将决定战事的局势。乌克兰政府军的高级指挥官目前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指挥作战。这就意味着初级军官需要面对更大的压力。虽然政府军士兵有决心打败分裂武装但是却缺乏有力的领导。与此同时,乌政府不愿意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 还面临着来自西方的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虽然乌东部分裂武装得到了俄罗斯的资助和训练,但是他们所占领的区域缺乏行政和政治机构,没有资金来源也缺乏经济发展。除此之外,他们的指挥官也缺乏战斗经验。

由此看来,如果分裂武装想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控制顿涅茨克州的话,俄罗斯的军事援助将变得尤为重要。然而,俄罗斯是否会在欧盟和美国严厉的制裁和国内近20%的通胀率的压力下继续协助乌东部分裂武装将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进攻型导弹力量》
China’s Offensive Missile Forces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15年4月1日

中国核武器以及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发展一直是世界所关注的焦点。詹姆斯·阿克顿在这份国会证言中主要讨论了中国核武器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以及中国核战略原则可能发生的变化。此外,他还分析了中国发展高超声速飞行器(Hypersonic boost-glide weapon)的驱动力及其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他指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以及核战略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发展。

首先,阿克顿探讨了中国核武器的未来发展趋势。由于中国用于发展核武器的裂变材料是有限的,中国核弹头的数量只能用百来衡量。中国目前并没有制造更多核弹头的计划。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主要是在提高其核武器的机动性并且集中精力解决核武器的长期发展问题。从解放军的教科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超远距离,高超声速的常规武器的发展深表担忧。美国这些传统武器足以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解除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他认为中国分导式多弹头技术(Multiple independent re-entry vehicle, MIRV)的发展很可能是对美国的回应。但是他也同时指出此项技术也有可能是中国为节省拥有大规模核武器开支而采取的措施。

其次,阿克顿研究了中国核战略原则发生的变化。他发现在2013年中国国防白皮书首次没有提及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他引用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姚云竹少将的文章指出外界对这种变化的怀疑并不是没有依据的,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军方对美国战略常规武器打击能力的担忧。尽管如此,作者指出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o first-use)的原则并不会发生主要的变化。阿克顿认为将会发生变化的是解除核力量警戒状态(De-alerting nuclear forces) 的政策。他指出有两点目前中国的技术发展可能会促进这样变化。第一是中国在强化其预警机制。过去几年中国已经对其地面预警雷达进行了更新换代,目前中国正在发展空间预警系统。如果解除核力量警戒状态的话,预警机制并没有很大的价值。第二,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中国并没有解除海上弹道导弹警戒状态的打算。中国晋级(Jin-class) 核潜艇的研发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接着作者对中国助推滑翔飞行器(Boost-glide vehicle)进行了技术层面的分析。中国在2014年进行了三次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实验,其中有一次失败。但是中国的飞行器的射程和射速都小于美国的先进高超声速武器(Advanced Hypersonic Weapon,AHW)。此外,作者还观察到中国飞行器的助推设备使用了与所有长征火箭相同的液体燃料。由于中国的液体燃料助推火箭只用于搭载核弹头,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助推滑翔飞行器也会搭载核弹头。

最后,作者分析了中国发展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的原因及其意义。作者通过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其他先进武器的历史分析后,认为中国发展此飞行器主要是出于对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担忧,而并没有实际很好的应用领域。最终此飞行器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和军事威慑完全由其搭载的武器和射程所决定。美国决策者需要向中国保证美国不会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同时他们也需要对中国方面明确一点,即中国任何试图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都不会成功。

《制服中国龙:俄罗斯如何从中国在上合组织的金融抱负中获利》
Taming the Dragon: How Can Russia Benefit from China's Financial Ambitions in the SCO?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Russia in Global Affairs),2015年3月19日

过去几年来俄罗斯一直试图阻止中国在上合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内部建立发展银行。俄罗 斯这样做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遏制中国在中亚的金融扩张。然而,其作用微乎其微。中亚各国转而按照中国的条件直接与中国签订贷款协议。不仅如此,中亚各国对俄罗斯反对他们从其他国家以更低的风险和更友好的条件贷款的举措日渐不满。本文作者认为俄罗斯应该利用2015年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允许中国主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银行。这样一来,俄罗斯既可以倡导更有利于其自身和伙伴国的投资条件,又可以利用中国“和谐世界”和不仿照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称霸行为的主张来扼制中国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的金融抱负。

自2001年6月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中俄官方均表示两国在组织内部没有竞争关系。但是,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中国与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明显高于经济层面。中国担心激起中亚国家的反华情绪,不愿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俄罗斯在中亚各国的军事基地为地区反恐和防止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扩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经济层面,中俄在建立区域发展银行的议题上产生了分歧。中国在2010年提议建立上合组织发展银行。俄罗斯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注资比例和按GDP分配投票权的设定使得中国拥有银行的主要决定权。俄罗斯提出在欧亚发展银行(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EDB) 的基础上建立上合组织发展银行。中国持反对意见。这是由于欧亚发展银行最初是由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建立的,俄罗斯不会因为中国的加入而放弃其拥有的多数优势。

然而,随着2009年金融危机的到来,俄罗斯不能继续向中亚国家提供贷款。中国却通过与中亚国家日益增加的油气贸易加强了同地区的联系。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和美国对俄的制裁极大的限制了俄罗斯资本市场的运作。俄罗斯的主要银行也开始从中国国有银行进行贷款,中国成为俄罗斯唯一可以依靠的资本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认为如果俄罗斯继续反对上合组织发展银行的建立将会得不偿失。俄罗斯应该以现实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集中精力建立有利于其和中亚国家的投资规范和准则。中国在发展银行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反而会使其陷入被动,不得不和其他成员国一道建立的制度规范,以展现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方式。

最后,作者认为如果俄罗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式,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的话,不仅其利益可以受到保障,其在中亚的邻国也会获益。

《习近平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协调与政治权力 》
Xi Jinping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兰普顿(David M. Lampton), 《当代中国》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5年3月18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本文作者通过对国安委成立的背景分析指出其主要目的是推进中国各部门间的政策协调,整合对内对外事务。作者同时指出国安委也有利于习近平个人加强对中国内政和外交的控制。然而,由于国安委本身的具体组织结构和实际操作还不明确,外界很难预料其实际起到的效果以及政府部门对其的反应。

首先作者通过对习近平和前两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外交事务的对比发现,前两任国家主席更加倾向于依赖国务院及其在外交系统内的下属部门制定外交政策。习近平上任后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一定的调整以实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更加活跃的角色。在很多人看来,他并没有依赖于外交系统而是几乎完全由自己做决定。此外,习近平上任后集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多个中央领导工作小组组长职务为一身也证明了这一点。习近平希望调整或是建立新的机构并安排新的人员去更好的体现他的意志。

接下来作者着重对中国一直存在的政策协调问题进行了分析。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在国际舞台日渐活跃的外交的发展,中国在外交,经贸及安全等各个领域的触角越来越广。各个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以及私有企业的参与使得政策的协调显得尤为重要。而过去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的安全,经济和外交部门并没有很好地进行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协调。复杂的机构设置使得跨部门的协调很难进行。在国内政策方面,中央很难准确的了解地方官员的行动,中央政策在地方的实施情况也没有及时的反馈。虽然在一些经济改革,外交,海上安全,政法等重要问题上,中央领导小组在起着协调的作用,但是作者指出由于这些问题涉及的机构和利益相关方较多,领导小组内部的组织协调也是一个问题。国安委的成立有利于对协调问题的解决。

随后作者指出国安委的成立主要有四点作用。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建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第二,建立统筹军队,经济,外交,科技,情报和其他领域的 协调机制;第三,制定和实施反恐,领土主权,海上安全,网络和空间等方面的国家安全政策;第四,处理特别是来自西藏,新疆以及香港的国内安全威胁。目前来看,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不同,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NSC)对国内安全和维稳的考虑远远大于对外交和外部安全的重视程度。作者通过对自己在2014年与中国主要军方人员,国家安全领域学者及政府官员进行交流间的谈话记录的分析,指出国安委和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还面临的如下问题:第一,政策制定体系目前仍然较为混乱,人们并不知道是谁在负责;第二,虽然内政和维稳的问题是在国安委的管理范围内,但是目前国际经贸和军事领域依然分别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进行主导;第三,目前尚不清楚谁是习近平的顾问;第四,外交和安全政策和协调机制具体如何运行尚未明确。

最后,作者研究了国安委对于世界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潜在影响。由于国安委成立的时间较短,其内部结构仍然在建立中,随着其机制的逐渐成熟,国安委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作者认为目前判断国安委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政策协调问题还为时过早。这就意味着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对习近平的外交政策顾问有所了解。

《两岸关系:时代在改变》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容安澜(Alan D. Romberg),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第46期

在2014年规模空前的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大败,而民进党却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台湾各界纷纷预测民进党会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并且甚至会获得立法院的多数席位。在本文中,作者巧用鲍勃·迪伦的一首歌为题,通过对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失利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两党在选举后的举措的探究认为影响2016年大选结果的原因有很多,蔡英文是否能够获胜还取决于国民党党魁朱立伦是否参选。此外,作者还就国民党和民进党对大陆的政策提议以及大陆国台办对此的回应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目前大陆与台湾各主要党派都会集中注意力保持一个在寻求最终目标与实现基本利益的平衡。

首先,作者指出选举后的民调显示国民党大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在执政期间有许多不合民心的举措。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不认同国民党的政策转而投票给民进党。蔡英文在选举后没有指出民进党获胜是由于民众的普遍支持,而是提到民进党让人们更舒服的行为也从侧面反映了国民党的政策不得人心。在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后,成功连任的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成为新的党主席。朱立伦立刻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方案以重新获得民众支持。其中包括降低选龄,支持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改组国民党的党内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National Policy Foundation, NPF)和改组地方党组织。民进党方面,蔡英文提出要开创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时代,以透明、清廉、参与、包容、权责分明、主权巩固的新政治参与2016年的总统竞选。为了尽可能的扩展自己的选民群体,蔡英文还在讨好独立候选人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在对大陆的政策方面,朱立伦的政策与国民党过去的政策有细微差异。他虽然坚持九二共识,但是却把求同存异改为了求同尊异。针对大陆国台办强调的一个中国原则和反对台湾独立,民进党并没有反驳,而是提出了三个有利和三个坚持。蔡英文也在她的新政治中指出主权巩固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两岸的交流不得伤害台湾的主权与安全。作者指出一些专家认为马英九对大陆的政策是导致2014年3月太阳花学运和国民党失败的背景因素。但是在2014年的选举中,民进党很谨慎的避开了海峡两岸关系的问题。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就表示九合一选举并不是海峡两岸关系的全民公投。但是他也不忘强调海峡两岸都有责任维持稳定的局面。这也是蔡英文不断提到的一点。蔡英文在民进党内部也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强硬派要求台湾独立并强调主权问题,而另一方面却希望能够重新审视民进党对大陆的政策,以更加包容的角度处理两岸关系。

接下来作者分析了大陆国台办和习近平本人的表态,指出目前并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法来满足各方的要求。习近平强调如果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两岸互信将不复存在,两岸关系就会重新会到动荡不安的老路上去。

展望未来,民进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提出一个九二共识的替代品但是又不以牺牲台湾主权和独立的基本党纲为代价。作者还预测2015年陆委会和国台办将会继续进行一系列的会谈。今年五月初召开的国共论坛和习朱会中的新主张和政策将会对2016年台湾大选动向以及两岸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亚太地区的冲突与合作—战略净评估》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A Strategic Net Assessment

史文(Michael D. Swaine)等,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5年4月2日

由于经济迅猛增长、区域化和全球化程度加深、人口和收入变动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发酵等,亚太地区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革。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亚太地区正脱离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各国的目光开始不再局限于国内事务,区域走向更加复杂的安全环境。这份报告采用了美国国防部惯用的战略净评估(Strategic Net Assessment)方法,分析了目前和将来影响亚太地区合作与冲突的因素,并根据对这些因素的分析,给出了未来地区可能出现的五种安全环境。本报告的研究结果指出,美国在未来25年里的政策和行为很明显将会对亚太地区的未来安全坏境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本报告还为美国政府和太平洋指挥部(U.S. Pacific Command, PACOM)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在本报告的前四个章节,作者分别对国内政治局势和社会稳定程度;国防开支和军事实力;国内和国际目标、军事战略、动用武力的方式;国家间双边和多边关系这四组变量进行了评估。此外,作者还对这些因素可能在将来发生的变化及对亚太地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第五章,作者列出了地区未来25年内可能出现的五种安全环境。按照出现的可能性由高到低的顺序分别为:
1. 维持现状 (Status Quo Redux)—地区国家间合作与有限的经济政治竞争并行,中美两国的主要目标和军事战略仍然以发展为中心,保持克制并且非对抗政策;
2. 亚太冷战 (Asia-Pacific Cold War)—中美在亚洲的战略和经济竞争加剧而导致区域两极化和军事化程度加深;
3. 和平亚太 (Pacific Asia-Pacific)—中美间及地区国家间合作持续,紧张局势缓和;
4. 亚洲局部战争(Asian Hot Wars)—在亚太冷战的大背景下,热点区域时常爆发小范围冲突;
5. 区域状况恶化 (Challenged Region)—在中美竞争之外,社会,经济及政治不稳定等因素导致区域状况恶化。

接下来,作者指出如果美国想要尽可能地避免战略风险并且最大化战略机遇,则必须依靠以下五个相互联系的领域。第一,双边,多边和区域性的安全保证机制。这一机制能够避免亚太国家进行零和战略竞争和军备竞赛。第二,中国和美国领导层对彼此在热点区域的目的,军事策略和动用武力的可能性的了解程度。第三,中美两国和地区盟国,伙伴国之间是否有畅通的沟通方式。第四,各国在管理重要共同利益或是避免危机发生时所能够达成的合作。第五,各国国内民族主义势力与民众对政府在海外的政策和行为的日益关注之间的联系。国内经济政策的成败,中国领导班子的更迭,美国总统大选和第三国国内政局的变化。

最后,此份报告为美国政府和太平洋指挥部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美国政府应该进行跨机构的讨论,以确认美国在亚太地区长期的主要和次要战略利益。第二,美国应该与中国建立长期以战略为中心的对话。此外,美国、中国以及亚洲主要国家应该就海上争端加强危机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