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南海主权问题的中美交锋
Obama Tests China’s Xi on South China Sea

包道格(Douglas H. Paal),2016年3月30日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将于3月31日举行的中美双边会议中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具有与众不同的意义,因为这是即将于美国召开的核安全峰会(届时,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代表将会出席)前安排的唯一的双边元首会议。本次会议即刻彰显了两国关系日益提升的整体重要性,但同时也体现了解决日趋紧张的中美局势的特定需求。本次会议将以南海问题作为首要的议题,同时还将涉及其他热点话题。

习近平曾于2015年9月24日至25日应奥巴马之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中美双边峰会中就美国担忧中国在南海的意图做出了回应。习近平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无意搞军事化”。此前,中国在南沙群岛的七块低潮高地(low-tide elevation)上完成了填海造岛工程。中国还在这些人造岛屿上修建了两个可供军用的飞机场并配备了军事人员。但中国政府对外宣称,其目的是向在附近水域内捕捞和通航的船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许多美国观察人士、尤其是中美国防部的专家,对这些人造岛屿上的基础设施及其配备的军事人员是否仅限于非军事用途提出了质疑。此外,随后有消息称,中国在附近的西沙群岛部署了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有美国官员此前已发现中国部署了该系统),这引来人们抗议:习近平在南沙群岛不搞军事化的承诺无异于一纸空文。但是,这些抗议混淆了习近平对南沙群岛的承诺和中国在西沙群岛的长期立场,而中国自1974年起就一直控制着西沙群岛。

中国政府被指失信引发了各大公共论坛的激烈讨论。其中多半是围绕习近平提出的“军事化”一词的含义:到底习近平认为什么才算在南沙群岛搞军事化?是部署战斗机、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两栖部队,还是其他军事基础设施呢?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并迫使习近平作出进一步的承诺将是本次习奥会的核心要务。

习近平主席关注的问题

几周前,美国同南沙群岛的另一主要声索国菲律宾达成了协议。菲律宾同意对美国军队开放其五个空军基地,包括巴拉望岛上的空军基地。而该岛与南沙群岛的人造岛屿距离最短。虽然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并未对此做出任何回应,但是该协议已引起了中方的注意。

当习近平被质疑其在增加军事力量方面的意图时,典型的做法无非是“礼尚往来”,借此反问美国在中国占领的低潮高地附近增加兵力目的何在。所以当中国政府发言人被问及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的部署时,他们也间接地提到了美国军舰(及声称的战斗机)在南沙人造岛屿附近开展的“航行自由”行动。这表明了中国政府以牙还牙的立场,即:中国宣称,所有新的军事部署都是为了应对美国及岛屿的声索国(包括越南)行动的防御性举措。

两国领导人应及时联手应对“安全困境”

作为传统强国的美国和新兴大国的中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摩擦和竞争日趋激烈。如何处理这些摩擦、避免公开冲突并保护各自的利益是中美未来关系的重大挑战。中美领导人都声称,不希望双边关系陷入零和竞争,但两国政府的行为却体现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的“安全困境”,即:两个竞争对手都将己方的举动视为防御性行为,将对方的举动视为攻击性行为。对方的攻击性行为为己方采取防御性应对举措提供了依据,这会导致风险升级。

3月31日的中美双边会议是缓解矛盾、避免冲突升级的契机。不过认为中美能达成“大交易”,并退出竞争无疑是白日做梦。更为实际的结果是美国向中国承诺,若中方能节制采取新行动(如在黄岩岛兴建新的人工岛屿或赶走占领南沙群岛其他地物的声索国),那么美方会减弱、尽管不会完全排除对进行新的关键性或永久性军事部署的要求。

外交斡旋的最佳契机

更远大的目标就是利用外交方案解决双边国家领土主张重叠的问题。中国在2015年修建的人工岛屿如果说未能加强其法律主张,但至少也巩固了其在南沙群岛的实际影响力。国际海洋法法庭很快就会公布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主权案的裁决结果,而中国随后很可能会因为这一问题而陷入外交孤立的局面。中国政府应先发制人,将舆论导向从中国威胁论转向维和论。

鉴于捍卫主权对于中国及其他各国的重大政治意义,中美两国领导人就缓解南海“安全困境”而达成外交妥协的前景可能并不太乐观。

但是中美两个大国双边关系的发展重心因无关紧要的岛屿及其主权问题而日渐偏移,这至少应引起两国领导人的反思。奥巴马和习近平应告诫两国的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保持克制,并强调共同维持现状、维护国际法的权威、以及促进争端的和平解决。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印尼是否正在改变方向?
Is Indonesia Changing Direction?
詹姆斯·卡斯尔(James Castle),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6年3月24日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佐科维”)似乎希望借助其不断增强的政治实力和声望促进印尼亟需的经济改革。佐科维政府正着手推动重大的政策改革,力图打造更加开放、更现代化的经济体。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佐科维政府启动了十项监管制度的改革,并下了大力气来改善印尼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状况。

从朝鲜到伊朗:浅析美国和日本对伊朗核协议的看法
From Pyongyang to Tehran: U.S.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Deals
秋山信昌(Nobumasa Akiyama),罗伯特·加卢奇(Robert Gallucci),乔治·伯科维奇(George Perkovich),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田中耕一郎(Koichiro Tanaka),苏珊·马洛尼(Suzanne Maloney)和詹姆斯· 阿克顿(James M. Acton),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6年3月28日

尽管日本并非美国和朝鲜20多年前签署的《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的正式签约方,但其是执行这一协议的重要合作伙伴。尽管与朝鲜和伊朗签署的两个协议在许多方面不尽相同,但是美国各盟友从失败的朝美核框架协议中汲取的宝贵经验同近期与伊朗签订的多边协议息息相关。核查与持续提供合规激励将是继续执行伊朗核协议的重要因素,而日本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身份及其与伊朗之间的商业关系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在有力工具。

美财长雅各布·卢就制裁手段的演变及其对未来的启示发表讲话
U.S. Treasury Secretary Jacob J. Lew on the Evolution of Sanctions and Lessons for the Future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雅各布·卢(Jacob J. Lew),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6年3月30日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美国不断完善经济制裁这一工具,同时利用其重大的影响力为盟国提供支持,向意图不轨的国际行为体施加压力,并确保其外交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美国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在本次活动中论述了制裁手段的演变,阐述了从此前的挑战和成功案例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并强调了防范核武器滥用的重要性。他还强调应警惕制裁手段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影响,并重点说明了如何在未来更好的利用这一工具维护全球的安全局势。

卡内基印度中心正式成立
Launch of Carnegie India
印度,2016年4月5日

新德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正式成立了了其下属第六个全球政策研究中心——卡内基印度中心。卡内基印度中心的研究和项目重点将放在印度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创新与科技在印度国内转型和国际关系中的角色。中心的领导层与运作团队由印度籍专家构成,其研究将建立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数十年来横跨多个项目所进行的印度与南亚研究的基础上,并将重点培养一批年轻有潜质的印度学者。

崛起亚洲的断层地带
Fault Lines in a Rising Asia
李正民(Chung Min Lee),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6年4月20日

当亚洲正经历着令人震惊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变革之际,关于该地区似乎永无止境地崛起的话语也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如此,经济上取得空前成功的亚洲却深陷世界上几乎所有最紧迫的安全和政治问题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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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外交与美日同盟
Robotics Diplomacy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2016年3月15日,《外交官》

为了发展高科技民用和军用机器人技术,美国和日本都在向私营企业寻求援助。

从“市场经济地位”看危机与机遇并存的中欧关系
China-EU Relation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史志钦(Shi Zhiqin),2016年3月15日

根据2001年所达成的入世协议,中国将于2016年12月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目前,欧盟与中国却因此而观点差异巨大,引发了各界人士的热议。

中印关系之桥
Raja-Mandala: Bridge to China
拉贾•莫汉(C. Raja Mohan),2016年3月22日,《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

从长远来看,崛起的中国和尼泊尔精英层的反印情绪可能会逐渐蚕食印度在尼泊尔的部分先天性战略优势。

普京对于重塑世界秩序展现勃勃野心
A World Order Reshaped by Vladimir Putin’s Ambition
尤金·鲁默尔(Eugene Rumer),2016年4月6日,《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俄罗斯日益式微并将退出国际舞台的想法是错误的。如今的俄罗斯拥有更宏大的抱负、更丰富的资源以及击退挑战的决心。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不同解读
Reconciling Divergent Views on China’s Economy
黃育川(Yukon Huang),2016年4月22日,《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中国的经济还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但矛盾地是,这些困难的性质使得一些人预测中国的经济会呈现持续强劲的增长,而另一些人预测中国的经济会进一步放缓。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在网络空间与中国达成共识
Getting to Yes with China in Cyberspace
斯科特·沃伦·哈罗德(Scott Warren Harold),马丁·利比奇(Martin C. Libicki),阿斯特丽德·塞巴洛斯(Astrid Cevallos),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16年

中美关系一直充满着对抗以及战略不信任,近年来两国的紧张关系日益恶化,这两个世界大国的“无声比赛”在网络空间中尤为突出。针对网络空间的治理,中美两国于2013年发起了正式的双边对话。然而在2014年,美国以网络间谍罪起诉5名中国军人后,中国切断了该对话。本报告对美国的政策选择进行探讨,分析美国应如何通过使用协议和行为规范,以处理在这个关键政策领域与中国的关系。整篇报告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中美两国是否能针对网络安全规范进行有效的正式对话?如果能,在哪些方面两国更有可能达成共识?有哪些达成共识的办法?

整篇报告分成五个章节,报告发现:第一,除非中美能够正式地就广泛的标准规范达成协议,双方在网络空间上仍会存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中美正式对话困难重重。首先,问题的核心在于中美在网络空间上所持观点截然不同。美国强调在法治和规范,而中国则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同时,在有五名中国军人受到美方窃取网络秘密的指控的情况下,中方拒绝一切正式谈判。此外,在双边议程中,美国最主要的关注点是消除中国以商业利益为动机的间谍活动。而中方更多是把谈话作为缓兵之计,并无具体的要求。相比中国,美国将网络空间问题看得更为重要:中国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往往占据美国双边日程的首要位置,而美国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很少能排进中国日程的前十位。

第二,双方可能在停止互相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方面达成共识,但是网络攻击的归因问题是一大焦灼点。美国有信心能够察觉中国任何作弊行为,并且一旦发现会让中国承担后果。但中国则认为他们不太可能抓住美国作弊,并担心任何协议都会让中国处于相应的劣势。中美两国需要找到双方都信任的途径以达成协议,并且也需要一些办法增加中国对自己归因实力的信心。

报告也为中美两国未来在网络安全的协作提出政策建议。美国应该在与中国的协商中,将网络安全与整体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有效结合起来。中美两国如果能在避免攻击对方的重要基础设施或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上达成一致,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上的协商就可能有所进展。同时,如果技术交换能让中国承认一些共有的证据标准,并承诺惩罚违反这些标准的行为,美国可以通过分享攻击归因等方面的信息以协助中国。另外,为了将中国留在谈判桌上,美国也需要让中国明白,如果继续开展以经济为动机的网络间谍活动,中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投入,拖延,还是接受?参与多边治理的中国
Invest, Hold Up, or Accept? China in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斯科特·卡斯特纳(Scott L. Kastner),玛格丽特·皮尔森 (Margaret M. Pearson),乍得· 雷克托 (Chad Rector),《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第25卷第1期

中国在多边治理中的表现经常变化,有时致力于国际制度的制定和维护,有时选择搭便车,有时甚至可能破坏多边制度以提高其国际地位。本文指出,具有国际关注问题的战略背景会对中国的行为造成影响。作者认为,中国对国际治理以外的选择的权衡,以及传统力量是否认为中国对治理体制不可或缺,都会导致中国的战略变化。

首先,作者介绍了理论框架,引出了新兴力量在什么情况会主动投入、谈判拖延或被动接受现有或新的体制的问题,其中新兴力量会随具体的议题变化。作者提出了两大影响新兴国家行为的因素:“外部选择”和“不可或缺性的认知”。作者指出,当一个新兴国家在多边治理体制外面临的选择有限时,其更可能对多边治理给予支持。当外部选择条件有利时,如果外部国家认为该新兴国家对维持体制不太重要,那么该新兴国家更可能搭乘体制内主要国家的顺风车;如果外部国家认为其对体制来说必不可少,那么该新兴国家可能会以不遵守体制规定作为威胁,以此赢得其他国家的让步。

为了验证其理论预测,作者以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以及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表现作为案例分析。作者指出,中国在93到94年间以及02到03年间对朝核问题的不同表现与其理论预测充分吻合。中国在90年代的外部选择非常强,同时华盛顿将中国的积极参与看作国际合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正如作者预测的一样,当时北京多采取低调的行动,尽管它也偶尔在美国与朝鲜谈判中起到建设性作用。到了2003年,中国的外部选择已大大恶化,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在解决朝核问题的有效办法上达成一致,严重破坏地区稳定。因此,中国开始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最主要的表现是其在建设六方会谈上所作出的努力。

和朝核问题一样,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行为也发生了巨大转变。2008年后,有利的外部选择以及美国对其不可缺少的地位的认同,使中国开始转向对国际治理采取拖延战略。与作者的预测相一致,中国不再消极地接受现有的投票规则,而是利用其影响力增加在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通过威胁不再在20国集团中积极合作,以推动解决中国长期以来所担忧的问题。

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如何改变与中国关系的现状
Making Good on the Rebalance to Asia: How to Move Beyond the Status Quo with China
格雷厄姆·韦伯斯特 (Graham Webster),《外交》(Foreign Affairs),2016年3月3日

自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太以来,华盛顿加强了与亚太盟友的联系,更多参与到区域多边组织的治理,同时与中国的关系也愈发加深。然而本文指出,美国的亚太战略仍保持旧的元素,没有创新且过于短视。面对中国持续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奥巴马政府需要在执政期最后一年调整政策以应对东亚的局势变化。

作者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缺少一个明晰的目的。同时,美国没能制定一个连贯的战略方针,其军事和外交上的一些战略都仅起了保持现状的作用。作者指出了奥巴马政府的两大政策错误。第一,奥巴马政府试图阻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美国不仅没能阻拦其盟友加入亚投行,还被普遍指责其反对态度是错误且无用的。第二,奥巴马政府在南海争端中所持立场让华盛顿的真实动机模糊不清。政府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上出现分歧,部分人认为若不这样做,华盛顿就是默认中国有损局势稳定的举动,另一部分人则担心执行航行自由会破坏两国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第三,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强制性争议解决的条款也有自身的其问题。

中美两国的力量态势已经发生变化,奥巴马政府仅仅维持现状是不够的,需要立即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首先,美国政府需要意识到,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美国国内可能爆发的危机都会让亚太地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美国需要和盟友及伙伴国家一起找出中美分歧最大的领域,如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等等,并找到与中国领导人合作的途径。这不是建议美国将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让给中国,相反,这能让美国挑选战场,在次要的问题上妥协,避免与北京不必要的对立。

中国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改革的评估
China’s Goldwater-Nichols? Assessing PLA Organizational Reforms
菲利浦·桑德斯 (Phillip C. Saunders),乔尔·伍斯诺(Joel Wuthnow),《战略论坛》 (Strategic Forum),第294期,2016年4月

2015年底2016年初,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宣布了自建国以来动作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军队编制体制改革方案,对解放军军委、军种和战区三大支柱进行全面改革,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

首先,文章对解放军军队改革进行了整体介绍。军改之后,解放军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和军事指挥作战的功能将分开。陆、海、空、火箭军与战略支援部队等诸军兵种脱离作战指挥链,直接由新设立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部管理。作者指出,这象征着解放军在向美国模式转型,和美国1986年颁布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构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作者也指出,改革后的解放军和美军指挥系统仍存在一些关键不同。第一,美国作战司令部放眼全球,而解放军的军区仅部署在中国国内。第二,解放军军委仍为最高决策机构,没有设立和美国一样的军队总司令。第三,解放军仍保留苏联式的军事特征,军队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其次,文章点出了中国进行军队改革的两大原因。其一,军改能加强对解放军的政治控制,打击军队晋升体系等方面猖獗的腐败现象。这次改革进一步固化了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其二,加强联合作战的能力。军改能提升军队效率和整体战斗力,成为有能力进行现代化、高科技武装联合作战的军队。这次改革调整了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将大军区制改为五大战区联合作战。

作者认为,虽然短时间内军改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并且裁军也会给政府带来就业压力,但长远来看,解放军经过改革会成为一支更精简高效的作战组织。另外,文章也点出了未来解放军所面临的潜在挑战:陆军仍占主导地位,可能对发展联合作战能力造成影响;部队内部对资源和影响力竞争激烈;缺少联合作战实战经验;列宁式的共产党绝对领导使军队指挥体系缺乏自主性和灵活性。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对解放军军队改革的成效下定论仍为时过早。

中国在其近邻的规范:理解北京的朝鲜政策
China’s Norms in Its near Abroad: Understanding Beijing’s North Korea Policy
列夫·埃里克·伊斯利 (Leif-Eric Easley),朴英仁(In Young Park),《当代中国》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6年4月6日

自2006年朝鲜开展第一次核试验中国做出强硬回应以来,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对中国在对朝政策上与国际社会统一战线抱有希望。然而本报告指出,中国不断变化但持久的规范,而非国际规范将继续对中国的朝鲜政策起决定性的作用。作者认为,中国的朝鲜政策与其国家利益是明显冲突的,这说明很多意识形态因素如传统的世界观和战略思维仍主导着北京的决策。

首先,作者指明了中国在处理与近邻的外交关系上所遵循的四大传统规范:其一,中国领导人认为“稳定”对保护国家利益、维持正和的地区秩序至关重要。中国一直关注东北部边界的稳定,担心若朝鲜国内爆发危机,大量难民将会涌入中国。其二, 中国一直保持一种“受困心态”。历史经验使中国一直相信,国家必须保持警惕,避免战略包围、外部干涉以及国家周边军力的增强。其三,中国世世代代都持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这使得中国一直认为朝鲜应该在民族分裂、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上学习中国的经验,接受中国的领导,并给予中国特有的“尊重”。最后,中国的“儒家互惠”原则使中朝关系不是一种国际规范下的国家关系,而是中国扮演保护者的角色,朝鲜则扮演跟随者的角色。

接着,作者用这四种传统规范解释了中国在三段关键时期对朝鲜问题不同的应对态度。作者认为,从2006年至2009年,中国对朝的强硬态度多半是因为未能从朝鲜得到应有的“尊重”。朝鲜不顾中国多次外交干涉和在多方会谈和双边外交上的努力,于2009年5月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为了给朝鲜“上一课”以重建其威信和地位,中国立即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最严厉的谴责。 从2009年至2010年,中国主要关心“稳定”并避免战略包围,因此中朝两国开始加强双边关系,经济和外交上的交流也逐渐增多。2010年天安号沉船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国际社会指责中国未给朝鲜施压,之后中国对美韩军演的抗议也使国际社会更加失望。从2011年至2016年,中国所展现的是对朝鲜不遵守“互惠”原则的愤怒。2013年2月朝鲜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严重违反了中国所持的规范,致使中国对朝政策开始强硬起来。作者指出,中国对朝鲜的愈发失望不是因为朝鲜不遵循国际规范,而是出于朝鲜对中国权威的不尊重和对中国领导的拒绝。

在总结中,作者给予了两项政策建议:第一,美韩日三国需要承认“对北京施压以对平壤施压”策略的局限性,国际社会不应依靠中国来遏制或说服朝鲜。第二,由于平壤宣称不会放弃核实验,并且中国和美韩日所持有的规范也大相近庭,重启六方会谈的可能性不大。除非中国的外交政策规范和国际规范进一步重合,平壤很难会改变其鲁莽的行为。

台湾与地区贸易组织:对新观念的迫切需要
Taiwan and Regional Trade Organizations: An Urgent Need for Fresh Ideas
凯文·尼尔(Kevin G. Nealer),玛尔戈·费姆布雷斯(Margaux Fimbres),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亚洲政策》(Asia Policy),第21期,第67-82页,2016年1月

随着亚太地区签署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和区域贸易协定,台湾为了保证其经济影响力,需要设法更加融入到区域经贸结构中。本报告对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前景进行了全面评估,并针对台湾应如何应对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首先,作者简要概述了亚太地区的贸易结构以及台湾所处位置。作者指出,只要亚太国家接受其如“意大利面碗”的贸易结构,并积极进行调整,该地区经济仍能保持强大的竞争力。作者认为,未能加入东盟(The Association for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和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台湾经济面临着巨大压力。同时,韩国和美国、欧盟及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中日韩三方的贸易合作愈发威胁到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台湾需要加入TPP以改善其不利地位。TPP对台湾而言有四大吸引力:保证监管一致性,促进商业发展并提升竞争力,关注中小企业,完善投资贸易相关市场规则。

其次,作者详尽分析了台湾在加入TPP上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挑战。在台湾,两岸贸易自由化常被视为经济和政治与大陆统一的代表,因此遭到岛内强烈反对。为了加入TPP,台湾需要承担政治压力,牺牲部分经济利益,进行全面改革。另一方面,台湾还面临来自大陆的压力,同时其它亚洲国家也很难会为了加强与台湾的经济合作而破坏与中国的关系。

接着,作者分别对台湾加入TPP对两岸关系以及美台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虽然加入TPP意味着台湾会减少在经济上对大陆的依赖,但台湾将拥有更多筹码进行协商,并且两岸合作将拥有有更大的灵活性。同样,加入TPP也会导致台湾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美国需要协助台湾加入TPP以确保其贸易伙伴更加多元化,经济更为稳定。

最后,作者对台湾加入TPP的议程提出了五项政策建议。第一,为了达到TPP的高标准,台湾需要从较容易的方面如服务业入手。第二,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保证透明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尤为重要。第三,台湾应与现有TPP成员,尤其是日本,在关键的贸易和投资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上开展双边讨论。第四,台湾不应把TPP看作和中国的竞争,而应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考量。第五,台湾应通过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继续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共同解决农业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左右为难:韩国夹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困境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South Korea’s Strategic Dilemma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金艾伦(Ellen Kim),车维德(Victor Cha),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亚洲政策》(Asia Policy), 第21期,第101-121页,2016年1月

韩国身陷中美战略斗争,常面临两难局面。是否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和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三角关系中的棘手问题。韩国与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都至关重要:前者是其最大的经济伙伴,而如果没有后者的军事支持,韩国将为抵御朝鲜付出沉重代价。本报告分析了韩国对华关系中的四个战略困境,探讨其对美韩关系和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为美国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当前的中韩双边关系处于两国现代外交历史的蜜月期。然而,考虑到韩国对华政策的反复波动,这种积极的趋势在未来能否持续尚不明晰。权力、经济、朝鲜和韩美同盟是韩国处理对华关系时绕不开的四个领域,每个领域都面临着战略性困境。首先,中国的全球性崛起大大加深了韩国的权力困境。两国在各方面力量的绝对差异是韩国脆弱和怀疑态度的根源,也致使韩国不敢对抗它的强大邻居。其次,在经济上,韩国虽变得越来越依赖中国,但也开始把中国视作一个经济威胁。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带来的威胁甚至超过军事。同时,朝鲜问题也是韩国与中国的关系中的一大战略困境。韩国试图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加强合作,使中国与朝鲜更加疏离,但同时它也面临中国可能利用这种困境自身的优势,致使首尔与华盛顿的结盟瓦解。最后,韩国还面临同盟困境。在保证与美国盟友关系的同时,韩国无法承受孤立中国的代价。韩国最大的噩梦就是被迫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做出选择。韩国历届政府主要采取两大策略:一是尽量寻求在中美之间的平衡;二是寻求美韩与中韩关系的正和博弈。

最近中韩关系的发展让更进一步的双边合作成为可能,也对地区国际关系有着深刻意义。首先是对中朝关系的影响。随着中韩关系的升温,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在减弱。其次是对日韩关系的影响。中韩之间合作的加深,加上中韩两国在与日本的历史遗留问题上的一致立场,使得日本对其国家安全愈发担忧,而这又会影响到美日韩的盟友关系。最后,在中美韩三边关系方面,韩国对中国的亲近并没有牺牲其与美国的关系。但是韩国不会以发展中韩关系来牺牲国家安全,也不会以发展美韩关系来牺牲其经济利益。

作者指出,对美国而言,要想成功处理与韩国的同盟关系,理解韩国对华关系上的四大战略困境至关重要。美韩双方必须处理它们对华政策中不一致的地方,并对如何保持战略协调作出决策。美国必须意识到,韩国接近中国并不意味着同盟内的不和谐,两国的积极接触可能会是让中国更接近国际规范、成为更负责任的大国的战略机遇。最后,韩国与中美的两对双边关系不一定导致一场零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