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亚洲崛起面临的主要问题
The Major Problems Facing a Rising Asia

李正民(Chung Min Lee),《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2016年5月22日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亚洲的崛起似乎势不可挡,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根据“硬性”指标进行衡量,如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贸易额、技术实力和军事能力,亚洲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支柱,仅次于美国和欧洲。确实有许多评论家认为,不仅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国、印度、日本等)以及主要中等强国(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将主宰21世纪,整个亚洲地区也将逐步取代西方国家的领导地位。

但是,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亚洲展开了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访问之旅,我们有必要及时指出,鉴于亚洲还面临着无数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经济问题,对于亚洲强势崛起的单一认识是具有误导性和片面性的。随着中国增速的放缓、日本和韩国的老龄化,以及目前一直阻碍印度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亚洲的“经济神话”已宣告破灭。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亚洲:亚洲面临着诸多巨大的全球政治和军事挑战。如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亚洲国家无法解决或至少显著缓解本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问题,那么亚洲的崛起之梦将遥遥无期。

如今亚洲面临两大挑战。第一,亚洲实际军备竞赛的长期后果。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数据,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年度国防支出榜,每年国防支出高达5960亿美元。但是,2015年,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台湾和新加坡的国防支出总额也达到3340亿美元。该研究所的数据还显示,从2010至2014年,全球前20大武器进口国中有9个是亚洲国家。中国有意与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军备竞赛,旨在2020年前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上部署军力。近期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的激进举动也表明了其决心。此外,亚洲地区还包含了三大地缘政治冲突地区:朝鲜半岛(朝鲜或将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台湾海峡,以及南亚(印巴核军备竞赛)。

亚洲实际上的军备竞赛使其陷入了更深、更大范围的安全困境,其不断使用更致命、更精准和射程更长的武器系统也影响了地区的稳定。如果说军备竞赛不足以令人过分堪忧,那么亚洲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泥潭。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诞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纪念。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中国共产党应对此深感自豪。然而,依靠僵化的“一党专政”制度来治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难度会越来越大。共产党一方面持续打压异见人士和信息的自由流通,一方面发布法令,加强民族主义,阻止“精神污染”和抵抗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未来将逐步加大监督和内部监管力度。共产党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美国或日本,而是来自国内亿万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受到全球化影响的、在经济上比较富裕的民众。因为他们将要求获得更大的自由,并强化政府问责制。“政绩合法性”(民众支持共产党维持经济增长,但牺牲一定政治自由)将不再发挥“中国式社会契约”的作用。

亚洲的政治舞台上其他危机也蠢蠢欲动,例如:朝鲜是一个局势失控国家,拥有核武器和日益增强的弹道导弹能力。巴基斯塔实际上也处于失控状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挑战。虽然表面上由文官统治,实质是由军队控制,并忙于与主要竞争对手印度展开核军备竞赛。缅甸正在向准民主制度过渡,但军队拒绝交出全部权力。在东南亚,泰国的民主进程出现了倒退,而马来西亚政府则卷入了一场重大的腐败丑闻之中。综上所述,亚洲大部分国家更倾向于选择美国而非中国作为维护地区稳定和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大国。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亚洲面临着政治、安全和战略困境。无可否认,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长期主导和维护的自由国际秩序确实面临一些问题。但如果试图将当今亚洲的问题归咎于西方,则是学术的浅薄之见和政治的权宜之计。为了迎来真正地“亚洲世纪”的黎明,亚洲必须承受政治改革之痛,包括接受和强化普世价值。亚洲虽已崛起,但还远未到“加冕”之时。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菲律宾2016大选:美菲关系将面临哪些风险?
Philippines Votes 2016: What’s at Stake for U.S.-Philippines Relations?

威廉·怀斯(William Wise),穆雷·希伯特(Murray Hiebert),迈克尔·艾兰(Michael Eiland),马文·奥特(Marvin Ott),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6年5月4日

5月9日,菲律宾民众将推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这无疑是菲律宾最重要的选举之一。虽然在即将卸任的总统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国内经济形势得到了重大改善,但是菲律宾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重要挑战,包括未完成的经济改革议程、伊斯兰武装分子对国内安全的威胁、以及与中国在南海争议岛屿问题上的潜在冲突。东南亚专家组讨论了阿基诺三世的潜在接班人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以及美国和菲律宾关系将面临哪些风险。

美国视角下的中国核考量
Chinese Nuclear Thinking: U.S. Perspectives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 李彬(Li Bin),罗斯·高特莫勒(Rose Gottemoeller),林顿·布鲁克斯(Linton Brooks),麦艾文(Evan S. Medeiros),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6年5月5日

中国核专家对核武器的看法与美国核专家截然不同。他们使用不同的术语和对比鲜明的安全范例来讨论并确立核政策。尽管有分歧,中美两国如何才能推动有效对话并达成共识?

全球网络政策与美日联盟
Global Internet Policy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丹尼尔·塞普尔韦达(Daniel Sepulveda),山野内勘二(Kanji Yamanouchi),迪恩·伽菲尔德(Dean Garfield),蒂姆·毛雷尔(Tim Maurer),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6年5月10日

2010年,美国总统奥马巴与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首次启动了美日互联网经济政策合作对话。此后,信息和通信技术外交议题便成为美日合作中非常活跃的一个方面。美日两国都致力于提升国家利益,确保在开放、自由和安全的互联网基础上发展全球数字经济。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同意优先考虑上述问题,部分政府还加大了国家对互联网的控制。与此同时,技术和互联网经济也在迅速演变。

“科技、创新和国际事务”首届论坛
Inaugural Forum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加利福尼亚,2016年5月12日

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哥利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首届主题论坛就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以及技术和创新在塑造我们当今和未来世界的巨大影响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主要议题包括:中东地区的危机,冲突和展望;亚太地区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网络、数据和互联网的未来;以及革新国际事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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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全球认知分化
Global Perceptions Shape Relations with China

黄育川(Yukon Huang),《财新网》(Caixin),2016年4月25日

全球对中国的认知受到经济和外交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国际关系是对中国领导层的一大挑战。

为什么中国应与美韩就“萨德系统”展开对话?
Why China Should Have Dialogues with the U.S. and South Korea on THAAD

赵通(Zhao Tong),《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16年4月27日

与美方就在韩可能的防御系统部署计划展开对话符合中方的利益。

论腐败的影响
Why Corruption Matters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2016年5月6日

重拳反腐是解决当今困扰世界诸多危机的关键。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中国如何看待国际秩序
How China Sees World Order

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国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s),2016年4月20日

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维持了大国间长达七十年的和平状态,扩张了民主制度,并促进了全球的繁荣发展。然而,美国决策者越来越担心崛起的中国将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并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新秩序。他们希望北京能够接纳现有国际秩序,并给予支持。这些担忧和希望都对美国历届政府的中国政策造成影响,从布什时期希望中国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到奥巴马政府希望中国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伙伴”,美国领导人一直呼吁中国加入当前的国际体系。

本文指出,美国的政策基于三个条件:第一,存在一个基本统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且对任何希望加入的国家开放。第二,如果中国被纳入这个自由主义秩序,根本规则和制度将更多地影响北京,而不是被北京塑造。第三,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任务是让中国加入现有秩序,如果该尝试失败,现有国际秩序必须走向终结。然而,作者指出,这三个条件每一个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它们过于简化了世界秩序的性质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如果美国想要推动中国更多地融入国际体系,细节和深入的理解都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态度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北京拒绝一些规则,也接受一些规则,并试图改写一些规则。没有任何办法能明确定义中国希望成为哪一种大国。另外,中国在许多国际机构中的表现已经证明中国有意愿合作,同时谋求领导建立新的国际制度。由于当前没有统一的国际秩序,并且中国的参与既多样又复杂,美国领导人不应简单地将中国纳入已有体系中,而应出台一种跟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一样灵活的参与战略。

为了让中国甘愿接纳当下的国际体系,担起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美国等国家需要发展更多途径而非局限在一种。美国需要对国际秩序的现状,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行为有更深的理解。首先,中国往往对亚洲的制度和规则持反对态度,但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如气候问题上表示支持甚至展示其领导力。其次,中国企图削弱现行国际规则与完全取代它们是有区别的。即使在海洋秩序方面,中国往往采取含糊的战略而不是推行自创的新规则。第三,对于中国和其它国家提出替代体制的想法,美国不应一味奉行拒绝主义,其态度应根据新体制的具体规则和意图进行相应调整。譬如,奥巴马政府不应反对亚投行,而应鼓励其提高治理透明度和贷款标准。第四,美国决策者必须认识到中美两国在规则仍不成文的领域必然存在竞争关系,如网络安全和宇宙空间等。最后,虽然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战略看似复杂,但其实中国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未来将如何发展。鉴于这种不确定性,美国需要考虑到中国战略可能会随着局势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应采取适当灵活的应对政策。

21世纪大国的崛起和衰落: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国际地位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s Ris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Global Position

斯蒂芬·G·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威廉·C·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第40卷第3期

 “单极”是最常用来形容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概念。文章指出,过去评估权力关系变化的方法是具有误导性的,“单极超级大国”无法用于解释中国的崛起。作者认为,美国仍将长期作为世界上唯一有实力被称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但中国的崛起是有目共睹的,各国的权力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首先,文章阐释了“极化”这一概念如何被用来分析国际体系实力分布的变化,并点出了这一方法的三大问题:第一,极化的概念促使了二元思维的产生,认为这个世界不是单极就是多极(双极),讨论也因此仅围绕什么都在变或者什么都没有变而展开。第二,这一方法的视角广阔且超越历史界限,因此很难捕捉到不同时期国家实力来源的变化。第三,极化概念无法充分解释行为体和体系结构之间的互动。

其次,作者对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的实力分布进行了系统检验,并解释了超级大国应具有的军事、科技以及经济实力。作者界定,军事实力并非简单地军费支出,而是陆海空域的控制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实力包含科技投入与产出;经济实力则是考虑到信息重要性、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财富”。而在这三方面,中国均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作者指出,为了与美国相匹敌,三种结构性障碍导致中国的崛起之路要比过去的新兴国家更长更陡。中国的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中美军事实力也更为悬殊。此外,国力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与过去相比,当今国家想要通过将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实力以从大国转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变得更为困难。作者将中国单独分为一类,比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强国更强,但仍远远落后于美国。作者指出,当今世界已经从“一超多强”的“1+X”的体系转变为了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新兴的潜在超级大国”的“1+1+X”体系。

最后,文章点出了国际体系的转变对美国大战略以及军事政策的影响。作者指出,美国仍然是并且未来会继续是世界上唯一能实施深度参与大战略,为各大洲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的超级大国。短时期内,世界上出现另一个能与之匹敌的联盟体系基本不可能。另外,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让其在面临中国的军事挑战上面临更多的选择和回旋余地。美国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军事崛起不会造成任何赶超问题,因此可以更多地采取防御而非对抗战略,确保地区盟友的安全并维护对其有利的国际秩序。

蔡英文担任台湾总统后两岸关系的前景
Prospects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Tsai Ing-wen Assumes the Presidency in Taiwan

葛来仪(Bonnie S. Glaser),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6年4月 

大陆一直对民进党是否有台独倾向持怀疑态度,若两岸关系在蔡英文任期内再次紧张,台湾将成为中美关系的焦点。由于中美两国已经在其它问题上冲突不断并缺乏互信,两岸关系对美国、大陆和台湾而言都至关重要。本报告概述了蔡英文的两岸关系政策与大陆的对台政策,并对未来的两岸关系走向做出了预测。本报告给美国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认为美国应该在两岸关系上采取更为积极主动和有所偏向的态度。

首先,报告分析了蔡英文的两岸关系政策。作者指出,蔡英文在选举期间一直试图通过语言和行动向大陆证实自己不会追求台独,主张维持现状。例如:蔡英文在其获胜演讲中再次承诺建立“具有一致性、可预测性、可持续的两岸关系”。然后,作者说明了北京当前的对台政策。作者指出,虽然蔡英文已多次表示她会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大陆仍一直怀疑其有台独倾向,并警告称若蔡英文追求台独,大陆方面将依据国家安全法和反分裂法采取行动并不会放弃动用武力。另外,有种种迹象表明大陆在向台湾方面施压:自从台湾大选以来,大陆开始减少去台湾的旅游团;大陆厂商与台南虱目鱼养殖场等的合作也被叫停;同时,大陆还与冈比亚恢复了外交关系,打破了长年的“外交休战”。

接着,作者预测了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面临的三大可能性:第一,大陆和台湾能找到足够多的共同点以保持并继续发展两岸关系,包括马英九时期实现的政府、准政府交流渠道;第二,大陆和台湾可能无法达成统一,但蔡英文能通过提供更多保证防止北京采取惩罚性的行动。第三,如果北京坚信蔡英文上台后会实行台独政策,一定会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惩罚民进党,在切断两岸对话的同时影响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另外,北京也有可能给美国施加压力以防止台湾采取激进的行为。

最后,作者对美国的两岸关系政策提出建议。作者指出,美国应该明确表态,虽然大陆和台湾都有责任维护两岸稳定,但大陆应该表现出更大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尤其是应该对蔡英文的模糊态度给予更多的容忍。 其次,美国应建议北京更多地重视蔡英文采取的行动而不是一味强调她的表态。同时,美国应该警告北京不要采取行动对台湾的经济和国际参与产生不利影响,并强调这种行动将使北京离赢得台湾民心和两岸统一等目标越来越远。 另外,美国应鼓励蔡英文继续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行动引起北京的猜疑,并设法对其不打算追求台独做出更多保证。

海洋法在解决南海争端上的局限性
Limits of Law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葛维宝(Paul Gewirtz),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 Policy Studies at Brookings),2016年5月

美国在解决南海争端的态度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所崇尚的一条标准:国际问题应该通过法治和国际规则来解决。本文作者认为,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在国际舞台上以法律和规则作为行事基础是值得肯定的,但法律无法充分解决南海争端。更具体地说,菲律宾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中国提出的诉讼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作者指出了法庭仲裁只能起到有限作用的四大原因:第一,尽管南海岛屿和岩石的“主权”问题是许多争议的核心,仲裁法庭对其没有任何管辖权。第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规定,如果争端涉及海洋划界、历史争端、军事活动等,缔约国有权不接受任何法庭的强制仲裁。第三,仲裁法庭不太可能帮助菲律宾赢得所有十五项诉讼,其对部分仲裁请求并无管辖权。第四,就算菲律宾赢得了大部分甚至全部诉讼,即判决存在法律效应,国际法庭仍不具有强制执行机制能左右中国的行为。

接着,作者针对菲律宾对中国的每一项诉讼进行了分析。其中,第5、8、9、12、14项诉讼都指出中国侵犯了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然而,菲律宾、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宣称对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外沿的太平岛拥有领土主权。菲律宾称太平岛只能算岩石而不是岛屿,回避了关于南海主权和海域划分的具体问题,因此国际法庭对此有管辖权。然而,菲律宾此举不具有任何法律效果,只是纯政治性的一步。另外,在前两项诉讼中,菲律宾称中国主张的对“九段线”范围内的南海海域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历史性权利”与《公约》相违背,这些主张超过了《公约》允许的中国海洋权利的地理和实体范围,不具有法律效力。虽然仲裁法庭有权要求中国就九段线中的“历史性海湾”或“历史性所有权”做出符合《公约》的解释,但其在就海洋划界和主权问题仍没有管辖权。

最后,文章展望了南海问题的未来发展。作者指出,仅靠国际法律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美国自身并非《公约》的缔约国。对美国来说,解决南海争端最现实的办法是积极促进双边和多边谈判,并且定期进行自由航行和运输以及区域军事演习。另外,美国需要寻找新的方法鼓励中国增多与邻国的协商,寻找利益交汇点和共同点以找到解决争端的有约束性的措施。譬如:中国暗示过南沙群岛比西沙群岛有更大的谈判空间,美国可以在这一点上多加考虑。

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
U.S.-China Relations in Strategic Domains

谭纳(Travis Tanner),王栋(Wang Dong),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特别报告,第57期,2016年4月

这篇特别报告评估了中美两国在海洋、核能、网络空间以及太空等领域的关系。研究团队成员分别代表了美国和中国的观点,并共同探讨了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报告的每一篇文章都指出了中美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分歧点与相同点,并提出了双方可能的合作方案和管理机制以缓解紧张局势。

关于海洋安全的一章指出,中美两国必须实行稳健的危机预防管理体系,精心维护并协调日趋复杂的互信机制。两国签署《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就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大步。另外,两国海岸警卫队在执法任务中合作以及海军在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工作中的合作都有很大的潜力。

在有关核能的一章中,作者认为北京和华盛顿应开展核战略稳定的对话以解决双方的敏感问题,如增进对中国二次打击能力的相互了解等等。同时,双方还应重申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采取措施解决核危机。两国政府应打破僵局,重启六方会谈。

为了缓解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的紧张关系,作者建议两国开展联合项目和对话以达成一致,建立规范并相互理解。中美两国在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将成为两国加强互信、扩大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合作的垫脚石。中美两国领导人需加大对网络空间行为准则的对话,并联合民间和高校加大对网络安全的研究。

关于太空领域方面,作者建议中美两国采取一系列透明并建立互信的措施以引导两国太空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此外,中美应该追求在民用和科研太空项目上的双边以及国际合作。最后,两国应考虑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比如开展定期对话和其它的论坛以进行信息交流。

另外,本报告的后两篇文章还分析了两种可缓解危机和战略不信任的双边交流模式:民间及军方。第一,为了加强相互理解,中美两国应扩大在商业、学术、政策、科学及媒体等领域的对话,并为学生之间的交流提供机会以确保未来两国的领导人能拥有保证两国合作关系的能力。第二,作者建议中美两国开展适当的军队联合活动,促进两军在亚太地区以外更深层次的合作,增加美国国会的参与和相应的代表大会的作用,奉行三边安全对话。

少壮派的崛起: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大调整(第二部分:规模扩大)
Promoting “Young Guards”: The Recent High Turnover in the PLA Leadership
(Part II: Expansion and Escalation)

李成(Cheng Li),《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49期,2016年3月1日

习近平主席自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增强其个人以及政府的权威,这其中就包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构和运作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并迅速提拔军队中的少壮派。本文指出,这一举动不仅反映了习近平为下一任期做准备的政治立场,还会对军民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军队现代化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国这次军改的主要特点和最终目标是什么?习近平如何避免在政治和军事机构中树敌太多,同时对解放军领导层进行彻底改革?习近平如何找到平衡点?本文主要围绕以上问题进行展开。

首先,作者梳理了这次军队改革的背景和发展。军队改革的想法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中提出。2014年3月,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小组分别在2015年1月27日和7月14日展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针对多项提案展开讨论。2015年7月,北京举行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2015年11月,习近平正式宣布了军队编制体制改革方案,对解放军军委、部队和战区三大支柱进行全面改革,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

作者指出,这次军队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迅速且规模最大的军队重组。首先,加大了中央军委的权力并削弱了四大总部的权力:中共军委机关由原来的四大总部改为 15个职能部门; 中央军委将成为实际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不再通过四大总部进行领导。这一系列军队改革体现了习近平领导下加强军队问责、监督和法治的决心。其次,军改从以大陆军为主的前苏联体系转向西式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体系:战区从七减为五;大量裁剪陆军,并扩充其他部队,包括新设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

另外,作者指出,解放军原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章沁生是习近平背后的“高参点将人”,这次军改的部队组建、重大人事安排都与他的建议有关。章沁生是军队中的战役研究专家,长期在机关、院校工作,没有担任过野战军的军官或大军区参谋长,属于典型的学者型高级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