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中国商品安全

近来，中国商品安全在美国媒体的炒作下越来越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中先后有宠物食品、牙膏、玩具、水产品和轮胎等，或者在美国消费者中引发中毒事件，或者在海关抽查中被扣留、拒绝入境，或被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要求召回。在中国的商品安全问题上，存在着太多的猜测、误解，与疑问：无论是在出口市场还是在中国国内市场，中国商品安全到底存在不存在问题？如果存在，问题有多严重？商品质量问题是中国独有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中美贸易摩擦是否对美国人在中国商品安全问题上的看法发挥了负面的影响？中国商品安全危机出现的根源在哪里？为解开这些疑问，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会长柯白(Robert Kapp)，卡内基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和美国投资公司罗斯资本伙伴公司(Roth Capital Partners)副董事长、中国市场的权威分析人士唐纳德•斯特拉兹海姆(Donald Straszheim)。三位专家各自就以上问题发表了深入的看法与最新的研究结果。

不可逃避的现实：美国公众对中国商品安全的看法

盖保德首先提出，无论客观数据显示中国商品质量如何，中国首先面临的是美国公众对中国商品质量的主观认知问题。“认为购买中国商品存在风险的看法在美国公众中越来越普遍，无论这一看法是否合理。”美国公众每天接触的信息大部分来自于美国的大众媒体——报纸、广播、电视。他们听到、看到的是美国大批宠物由于食用中国进口成分制成的宠物食品而死亡、接着又是其他多种来自中国的商品先后出现问题。一些美国公众已经开始要求商品制造商明确注明商品成分产地，甚至有零售商开始以“非中国产”标识对食品予以区分。

盖保德分析认为，美国过去几年中与中国在贸易上的摩擦对美国公众对此波中国商品质量危机的看法的形成具有很深的影响。深受一些具有特殊经济利益与政治动机的人士的舆论的影响，美国平民普遍有印象认为中国并非公平的竞争者，尽管这些看法并非公正客观。此外，一些千方百计想要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政治评论人士也会乐于更多了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逻辑是民主政府不会容许商品不安全，因此中国应该民主化。而实际上，这种逻辑站不住脚：印度是民主制政体，但印度的商品安全问题比中国要严重得多。盖保德认为，由于在经济上与政治上长期积累起来的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虽然前不久美国菠菜也造成了美国的多起中毒死亡事件，但“中国制造”惹来的麻烦却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响。

柯白认同盖保德的看法。他说，“在食品危机发生以前，有一些美国人对中国进口商品其实积怨已深。这些人认为与中国的贸易造成大批美国制造工人失业。中国商品质量危机发生以后，他们会结论说，‘你看，中国进口商品从任何方面看对我们都不利。’”柯白继续指出，其实这些人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全球化都有意见。“他们只看到大批进口到美国的外国商品，而看不到或倾向于不去看美国在国外的投资给美国带来的巨额利润。”

并非中国特色

美国对中国商品安全的突出关注给世人带来的印象是商品质量问题似乎是另一个“中国特色”。是否中国的商品质量就低于其他国家？盖保德进行了一项简单的数据统计。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 每月会在其网站上公布每个国家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被FDA拒绝准入的产品数量。盖保德根据FDA公布的这项数据计算出了2007年前5个月中国、印度、墨西哥与加拿大被拒绝准入的产品数量各占其同期进口美国产品总量的比重。这只是粗略统计，但其显示出的结论应该会让普通的美国人大吃一惊。结果显示，中国被拒产品比重低于印度，高于加拿大，与墨西哥持平。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这一数据所显示的信息，我们就可以结论出，中国进口美国的产品质量高于印度，低于加拿大，与墨西哥产品质量接近。如果假设一国出口产品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比例相关，那么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中国，其产品质量自然比中国要差；加拿大经济发展水平高，产品质量比中国高；墨西哥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中国高，但考虑到其进口美国产品中食品所占比重也高，自然也可以理解这里显示的数据为什么两国持平。

柯白支持一国产品质量与其发展水平相关的论点。他说，“产品质量问题远非局限于中国一国。这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副产品。像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国家都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在这个程度它们有足够的力量大批地生产世界需要的产品，但与其飞速扩展的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完备的质量与安全监控体系又很难一下到位。”柯白认为，商品质量一方面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又有着很大的问题，尤其在中国国内。

两种罪恶渊源与两个制度缺陷

总结三位专家的分析，中国商品质量问题可以由其不同渊源归纳为两种：一种是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与环境直接相关的产品（主要是食品）的质量问题，一种是制造商为牟利制造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质量问题。斯特拉兹海姆特别提到了环境污染问题。他说，“环境在今天给中国造成的困难不是一天形成的。”“49年到79年，中国忙着搞社会主义建设；79年到90年代初，中国忙着对外开放与经济搞活；9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专注经济增长。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历来基本上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其他国家看到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自然担心中国的产品（尤其是农业产品、水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关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奸商行为，柯白提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公共道德观念的淡化与拜金主义的流行。

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质量监督与安全监控体系都存在着缺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在其最近在《洛杉矶时报》的电子专栏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质量监管部门普遍存在着人员不足、设备简陋的问题。此外，盖保德与斯特拉兹海姆都提到了中央政策地方落实不足的问题。裴敏欣指出，因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是中国地方官员的首要职责，也往往是他们升职进阶的最主要的政绩表现，因此地方官员往往在推行中央政策上会对地方商人有所放松。加之官商勾结的腐败问题，中国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同时，盖保德也指出，美国负责检查进出口商品安全与质量的行政部门（包括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卫生部等）也存在着严重的资金和人员短缺问题。他分析说，与其增加现有行政部门的财政预算，美国国会议员更乐于拨钱给一些新的动议或建立一些新的部门，以此作为其可以炫耀的政绩。结果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额飞速增长，美国进口的消费品每年也以庞大的数字在增加，但这些质量监管部门的监察力量却因为资金不足而下降了。

有着中国环境污染与投机商人制造劣质伪冒产品这样两种罪恶渊源，在中美两国又都缺乏足够的质量与安全监控力量把关的情况下，中国的商品安全隐患才在美国市场中爆发出来。

柯白建议中国政府放开并加强非政府组织与民间力量在环境保护问题、腐败问题与产品质量问题上的群众监督作用。柯白与斯特拉兹海姆都建议提高产品消费的可追溯性，从而一旦某种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责任可以从零售商追溯到批发商再追溯到生产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但两位专家也都意识到了提高可追溯性在中国实施的难度。斯特拉兹海姆举例说，中国生产供给世界二分之一的苹果汁，但这些苹果汁生产自中国上百万个果农。因此，可以想象一瓶出问题的苹果汁要追溯责任到具体的果农在中国具有多高的难度。因此，这就更需要政府下大决心并且投入足够的资金。盖保德建议中美两国充分利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平台，使美国多一些支持中国、且公正客观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