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7月25日，华盛顿迎来了中美外交史上规模最高、人数最众的中国官方代表团。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7－28日在华盛顿举行。这次对话与以往的中美高层对话有什么不同？它取得了哪些成果、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几个重点议题上，双方进行了哪些沟通？《卡内基中国透视》围绕此次对话，走访了华盛顿研究中美关系的三位专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曾负责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具体事宜的前美国财政部执行秘书长泰娅•史密斯(Taiya Smith)，新美国基金会的亚洲问题专家、美国著名的政治博客“华盛顿笔记”(The Washington Note)的作者史蒂文•克莱蒙斯(Steven Clemons)，和全美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负责亚洲事务的副会长薄迈伦(Myron Brilliant)。

一个“与”字的差别

这次对话的形式被归纳为“一个对话，两个轨道。”从“战略经济对话”到“战略与经济对话”，一个“与”字的差别概括了两个对话之间的差异：这次对话把以前的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合二为一。同时，在这一整体机制下，具体的对话进程又有分有合。在“分”的时候，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共同主持战略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共同主持经济对话。

美国财政部于7月13日发布的简报中介绍了这一形式的好处：“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结构可以使同时具有战略与经济意义的问题得到全体讨论，同时仍保持战略与经济的各自轨道。两条轨道分别集中讨论涉及双方当前和长期战略或经济利益的问题。”

三位专家对这一形式都表示了肯定。克莱蒙斯表示，“在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结束经济领域与外交安全领域划分分明的操作方法是明智的。”他还指出，“虽然‘一个对话，两个轨道’的安排并不一定总是很容易，比如很难避免官僚之间越俎代庖之争，但从长远上来看，这种形式比我们以前的做法更健康、更具凝聚力。”薄迈伦也说，对话这样的设计是想把地缘政治上的讨论与对根本的宏观经济的讨论加入进去。“它可能面临着组织结构上的和人员上的这样那样的挑战，但同时它也展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度与广度。”

史密斯则评价了这一形式在此次会议中的表现。她认为，由于首轮对话还是在双方相互了解的阶段，“这种会议形式进展得很顺利”。“双方的交谈既积极又活跃。”

对话的成果与意义

三位专家对这次对话的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薄迈伦表示，这次对话的重要性远高于它表面上的象征意义。“这次对话是中美双方合作解决共同挑战的意愿的重申。”“虽然具体的成果不多，但这次会议确立了两国在未来在重要问题上进行战略与战术合作的框架。”

克莱蒙斯评价道：“从两国派出代表的高级别来看，这种象征性的姿态必将带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他还指出，从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一年一次的对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的投票所体现的单一的中美关系，到现在的用国务委员戴秉国的话“除了上月球外，主要问题均已谈及”的全面的中美关系，这是一个飞跃，是一个健康的复杂化的过程。

史密斯指出，这次会议的实质意义在于相互了解，并确定工作方向。具体的工作将在这次会议与下次会议之间的一年间紧密进行。她还特别提到这次会议中确定的美方将以国家馆形式参展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事情。她指出，这是这次对话的一个具体、切实的成果。“虽然相较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这一决定看似不大，但它对美国商界的利益却是非常紧要的。”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都在促成这一结果上出了力。

克莱蒙斯出席了此次对话的闭幕晚宴。他感觉晚宴像一场“热烈庆祝”(love fest)，“没有任何负面的一点被提及”。他认为，希拉里与奥巴马把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放在首位是正确的，但两国应该能够谈论任何带有挑战性的问题。

经济发展不平衡

这次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结构问题——中美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三位专家都认同，美国过度消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即使美国经济恢复，美国消费也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应该及早重新定位。促进国内消费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则要鼓励居民的合理消费，且应对中国打开投资市场。

克莱蒙斯表示，他很高兴看到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这些看法上达成了共识。改变这种不平衡状态，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两国负有共同的和分别的责任。

美国国债

史密斯表示，这次对话出乎她意料的是美国媒体长篇报道的中方对其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是否能保值的忧虑，以及美方针对这个问题对中方所做的保证与说服工作；这些似乎都占据了与会者大量的注意力与时间。

薄迈伦理解中国的忧虑，并表示，这并不是一个双边问题，而是靠美国来采取行动才能解决的问题。“美国政府如果能够积极努力地让美国经济尽快地好转起来，我们走出这场萧条就会变得更强大、更有活力、效率更高。这样，任何投资于美国的国家也都会受益。”

克莱蒙斯则指出，美国财政部门未能提出更有创造性的借资方法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他建议美国政府创造一些投资途径，以使中国的大量外汇能够投资到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投资美国国债也许意味着中国在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付帐，但直接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不同。这样不仅可以支持美国经济，而且可以看到更直接的收益。”

气候变化与能源

没有人怀疑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对全球遏制气候变化努力的重大意义。此次对话，双方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申了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合作的意义与意愿。

史密斯指出，2008年6月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签署的《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是中美能源与气候合作史上的一个制高点。此次签署的备忘录的内容未超出原来的《合作框架》文件的内容，但是是一个好的开端。克莱蒙斯说，通过这次对话，盖特纳与希拉里也再次确认了中方在解决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上的决心。“在未承担任何国际义务的情况下，中国已经自觉地以最快地速度在寻找并实践着解决方案。”“美国在寻求与中国达成具有具体数字指标的气候合作协议，但这方面我们还将继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