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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致力实质性节能减排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能源与气候项目高级研究员涂建军在德班会议期间表示,对未来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性进展并不乐观。他认为德班会议之后,中国应该致力于实质性的节能减排,并认为构建国际贸易煤炭产业链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发表于 2011年12月2日

中国网南非德班12月2日讯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高级研究员涂建军在德班会议期间表示,对德班会议关键议题《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达成并不乐观。他认为德班会议之后,应该致力于实质性的节能减排,并认为构建国际贸易煤炭产业链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第二承诺期可能陷僵局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时至今日,涂建军把它与WTO下的国际贸易谈判相比,认为两者之间有类似的地方。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从1990年开始启动,开始达成的文件没有什么国际约束力,到1997年达成有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在全球范围内不论是对公民意识,还是实际节能减排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回头看,WTO在1990年达成了关贸总协定,后来演变成在WTO体制下的国际贸易谈判。

两个国际谈判都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成本,这个效益和成本在世界各国的分配以及在一个国家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分配都有很大的差异,导致下一阶段的谈判中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中国、美国、印度几个国家在特别防卫机制方面的差异,WTO体制下的全球贸易谈判现在基本上是崩溃的。再看《京都议定书》,关于第二承诺期的谈判,现在看来美国肯定不会加入,加拿大据说彻底要退出,日本、俄罗斯明确表示不加入,还有澳大利亚,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与日俄的立场没有什么区别。第二承诺期不太可能谈出什么有实质性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际气候谈判可能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陷入僵局。

未来小多边机制中国应具主动性

虽然对德班会议不抱乐观,但是涂建军对德班会议之后实质性的节能减排工作十分看好。他认为无论从环境保护角度还是温室气体减排的角度,这件事世界上很多国家政府会对此感兴趣,愿意做。现在看WTO体制下有EPAC,美国现在提出TPP,东亚峰会,还有东盟、欧盟都有很多小多边机制,涂建军认为,未来中国实质性的节能减排在国际合作方面能发挥作用的很可能就是小多边机制。

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小多边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加入别人已有的机制,尚未能发挥主动性,这与中国一段时间以来的外交策略有关系。他建议发改委等国内更高级别的机构今后要开始多做一些工作,因为中国发展至今,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已经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在2010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2007年碳排放已经超过美国,在2009年,燃煤碳排放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比美国高出10%,这都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中国在气候谈判方面,已经树大招风,如果还不主动采取行动应对国际上的压力,就会被动挨打。

涂建军这次来德班,感到中国政府在意识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举办“中国角”一系列活动,力度比以往各届都大,包括参与官员的层次、合作伙伴的多方位,与以前比都有很大的变化,值得肯定。

务实减排,煤炭产业链可以有作为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目前对新能源研究利用很多,比如太阳能、风能,但是涂建军认为,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最有可能大幅度节能减排的是煤炭产业链,从煤炭的生产、运输、使用方面看潜力很大。新能源的发展值得支持,但是新能源一时还不能满足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生的能源需求,因此煤炭仍然是主要能源。中国政府因为确实感觉到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在“十二五”规划里提到要进行能源消耗的总量控制。但他个人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在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下,再用计划经济年代的行政性指令,或人为地设置“天花板”,很难产生应有的效果。中国在“十一五”曾经提出,要在末期把煤炭产量控制在26亿,但是到2010年没有实现,超过32亿吨,现在又提出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1亿吨标准煤,他对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心存疑问。

煤炭消费、市场、国际贸易

涂建军认为在市场化的体制下要尽量能够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做事情,要把能源尤其是对煤炭生产的控制和煤炭贸易结合起来。2009年,中国成为煤炭的净进口国,但是煤炭贸易在国家能源国策中的具体地位一直没有清晰的定位。他主张,政府可以控制煤炭产量但是不能控制消费,煤炭消费要用市场化的手段,比如碳交易、碳税;其次,要用国际贸易的手段,中国未来新的能源消费需求要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来解决。

涂建军认为这样做对中国有好处。目前中国煤炭的年开采量已经占世界的一半,这种状况不应继续。因为煤炭开采对中国的空气、水等各种自然资源造成巨大的损坏,如山西老的煤炭产业区,地下基本被挖空,而且造成的水体污染、带来的煤矿安全问题都触目惊心,如此来满足国内需求基本走不通;另外,由于供需紧张的矛盾没有解决,也会导致私营小煤矿主的非法无序开采。

涂建军说,因为中国多进口煤炭,可以拉动煤炭价格,等于从环境治理的角度为国际贸易增加了一道碳税。中国还处在工业化阶段,煤炭消费在未来很长一段内难以避免,但很多发达国家不是。以美国为例,煤炭价格高可以鼓励美国工业尽快用新能源、液燃气开发替代煤炭消费。拉动价格,可以减少发达国家对煤炭的消费。这是中国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一个贡献。

鉴于国外对中国的一些微词,涂建军认为如果总是到印尼、越南这样的国家去进口,就会造成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影响国际形象。他主张中国煤炭贸易要与发达煤炭经济体国家达成长期供需合作协议,比如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因为注重环保,如果把这块煤炭进口量拿到国内,可以加大对非法小煤窑关停力度,对全球环境是一个利好。但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环保组织力量很大,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中国必须从全球环境的角度做好解释工作。

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所以涂建军在启动煤炭产业链的研究中强调煤炭贸易。另外,他强调还要做更加清洁的煤炭技术。因为煤炭产业本身是不可能清洁的,所以强调“更加清洁”是有必要的。由于工业界经常混淆这个概念,所以首先要做一个澄清。

以前提清洁,主要是中国从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进行技术转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OECD(经合组织)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环保标准,这来自于对清洁技术立法不确定性的担忧。关于清洁技术的研发,在一些国家已经停顿很多年了。也许在某些具体技术上中国还相对落后一些,但是从长远看来,研发力度最大投入力度最大的一定是中国的机构和公司。所以中国产业界和学术界要尽早转变观念,走在世界前面,而且要把中国好的技术拿出来。如发电、煤炭开采技术可以帮助印度,CCS技术(碳固存技术)做得好,准备拿到美国去。这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工作目前虽然在企业层面上有实质性进展,但是政策层面上还没有清晰的定位,所以要加以推进。

涂建军同时强调,清洁煤炭一定要做好定义,不是所有的清洁煤炭技术都是真正的清洁煤炭,现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很不好的倾向,有很多行业利益集团利用这个概念去圈资源,争取国家拨款,国家要从政策层面进行甄别,哪些清洁煤炭技术与“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的目标是一致的,鉴别工作是未来需要加强的。

据涂建军了解,在华盛顿的智库圈子里,研究中国能源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国际气候谈判会停滞一段时间,所以很多人为了在实质性减排方面取得进展,又重新把研究目标放回到煤炭行业。

涂建军之前做过很多工作,给斯坦福大学写过关于中国煤炭产业链的报告,在环保部下面的机构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很想借此契机把这个工作推进下去。

出路何在

涂建军最后说,与其把这么多资源、精力放在国际谈判上,不如实实在在行动起来。比如中美之间,在固定的小多边机制间,在技术上贸易上项目上多启动一些实质性的合作,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年的气候谈判,每个国家更多从各自利益出发,而没有更多一些考虑全球环境的利益。这种状况,一方面可以理解,另一方面感到遗憾。这么多的国家聚在一起,千差万别,很难取得共识。这样一个设计很难取得很具实质性的进展,但中国必须参与国际谈判进程。涂建军表示,在短期内不看好国际气候谈判,但从长远来讲他认为联合国机制下的谈判,或者包括所有多边机制谈判,还是未来真正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出路。如果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正确的话,随着极端天气的增多,各国民众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意识大大增强,也会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是,他认为目前的民众意识还不够强,比如在美国,民众对节能减排口头支持的多,但实际行动的少。这是发人深省的,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媒体都需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不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发表机构立场。此处所阐述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并不一定反映卡内基及其工作人员和理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