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共同奋战“后天”？

今年，北京与华盛顿都经历了一个同样怪异的冬天。北京2月5日白天最高气温高达16摄氏度，为1968年以来北京冬季最暖的一天。几天以后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3.4摄氏度并连降大雪。华盛顿1月6日白天最高气温达到21摄氏度，原本应该在4月开放的樱花提前盛开，而3月又降大雪，怒放的樱花被雪覆盖。这样怪异的天气变化与美国好莱坞灾难大片《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中开头的些许场景的巧合不禁引人担忧；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忧虑气候变暖所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变得不再是“杞人忧天”。

针对气候变暖问题，《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华盛顿的两位能源和环保专家，世界著名的环保智囊库之一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负责科学和研究的副所长大卫•吉拉德(David Jhirad)与美国权威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hina Environment Forum)的协调人吴岚(Jennifer Turner)。两位专家分别就世界针对气候变暖需要采取行动的原因与动机，中美两国各自的政策现状与政策建议，和对中美合作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为什么要现在就开始行动？

吉拉德坦言遏制气候变暖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价格昂贵，大部分国家都要做出许多艰难的选择，但努力还是要做，其原因就在于不行动或延缓行动给人类带来的代价将更大。这也是英国著名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port”)的主要论点，即相比在遏制气候变暖上所需做的投资而言，气候变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旱涝、台风等）的增多给人类带来的代价将更加沉重。吉拉德说，当然中国也可以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质疑《斯特恩报告》的这个论点，所以他也鼓励中国做自己的研究，针对气候变暖做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然后得出结论选择对中国更有成本效益的一条路。“只有中国的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计算出‘坐等’与‘行动’两种选择之间的成本对比，才能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吴岚也赞成对遏制气候变暖做成本效益分析。她说，环境恶化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更不用说对人民健康所带来的威胁。中国每年四十万人死于呼吸道疾病，而降低环境污染不仅能够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且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和工业的技术革新。

吴岚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遏制气候变暖的举措对中国和对世界所能带来的双重好处(co-benefits)。中国出台了许多进步的法规，比如去年出台的《可再生资源法》大力鼓励使用可再生资源，中国还制定了在2020年以前力争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在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至百分之十五左右的雄伟目标。这些积极行动的背后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环境的恶化所带来的压力。寻求对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以及对环境的改善不仅可以给中国带来好处，也可以在国际上为遏制气候变暖做出贡献。中国何乐而不为呢？

“美国给世界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积极行动造成了最大的障碍”

两位专家都批评了美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政策。吉拉德说，在过去的六年里，美国政府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做任何努力。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重视过气候变暖问题，因此，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没有资格对中国进行指摘。美国作为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将近25%）的国家却没有在遏制气候变暖问题上起带头作用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国际社会采取积极行动的最大的障碍。两位专家还不约而同地指出，尽管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预测中国将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是不管是在人均的还是在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上，美国对全球气候变暖所须负的责任都大大超过中国。

但同时，吉拉德也看到华盛顿近来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立场的可喜变化。他指出，从去年11月以来，美国国会讨论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议案不断增多，相关立法也相继出台。吉拉德强调，美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必须开始采取严肃的立场，以强有力的政策为其他的国家做出榜样。吴岚也认为，国家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相互指责对解决问题毫无意义。美国应当作出领导者的姿态，先清扫自家的院子。只要美国开始在能源上作出艰难的决定，就会为中国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美国也会从中获益。

中国：“油”与“煤”上的战略考虑

吉拉德说，中国目前的优先考虑仍然是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温室气体的减排被列在这两者之后。“但对‘能源安全’的定义，我们有新的说法。” 吉拉德所在的世界资源研究所与卡内基中国项目正在合作推出一个针对“能源安全”的项目，其目标是努力让中美两国领导人看到减少对汽油的使用量不仅具有经济上的巨大利益（省去一笔巨大的开销），而且也符合国家安全上的战略考虑（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同时还可以在温室气体的减排上为全球做出贡献，这一石三鸟的策略就给“能源安全”赋予了全新的定义。

提高汽车的燃油效率标准、增加公共交通、鼓励发展新型清洁能源汽车是减少对汽油的需求量的三大途径。吉拉德介绍说，他同事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只要这三管齐下，就有望在2030年前减少现在所需汽油的三分之一。那样，中国既可以在进口石油上节省一大笔开销，又保持了城市的清洁，避免了城市的拥挤，同时还可以摆脱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形成掣肘的局面。

吉拉德认为，中国在“油”上的战略考虑包括一方面在公共领域要制定强有力的政策，一方面在私人领域要鼓励技术革新。中国现有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高于美国，但现行标准截止到2008年到期。美国是很差的例子，中国更应该和欧盟合作，向欧盟看齐，争取在2012年制定更严格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中美在节油技术上的合作将在后文提到。

关于在“煤”上的战略考虑，吉拉德主要谈了中美之间巨大的合作潜力，这也将在后文提到。吴岚则强调了除了技术上的革新以外，中国在政策的贯彻上所遇到的困难。“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并不具备促使地方贯彻清洁燃煤政策的大棒与胡萝卜。”评定地方政府绩效的标准是单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与环境保护无关，因此在地方虽然也取得了许多进展，但地方政府普遍缺乏提高煤的开采利用效率与清洁程度的动机。相应这个问题而生的“绿色GDP”的政策正在试点和实施过程中。绿色GDP是指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国民财富。换言之，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正的国民财富总量。绿色GDP的政策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这项政策的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中美合作

曾代表克林顿政府参与美国能源部与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的谈判的吉拉德大力提倡中美在遏制气候变暖举措上的合作。据他透露，前不久，美国20家大的企业和多家像吉拉德所在的世界资源研究所这样的环保机构聚集在一起向美国政府请愿，要求加强立法对温室气体进行减排。美国的企业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美国企业希望看到给二氧化碳定价所将带来的投资热和技术革新热，并由此而预想新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一倡议不仅将造福人类，而且也将使这些企业在投资开发新技术和出口新技术上获得巨大的收益。吉拉德希望中国的政府与企业也同样能够看到遏制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商机，与美国进行技术合作。他表示，尤其是在节“油”的举措上，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一起努力，那将为世界原油市场创造一个崭新的局面。

在对“煤”的开采利用上，吉拉德指出，中美两国同为用煤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煤用煤大户，每年用煤20亿吨。美国紧跟其后，每年用煤也有10亿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煤的未来》的书，这本书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遏制气候变暖我们需要为煤的未来设计一条出路。鉴于煤在人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难以替代性，除非我们能够在清洁燃煤和温室气体的收集与存储技术上取得巨大的突破，我们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上就很难不陷入困境。这就为中美两国在技术上的合作创造了一个大好机会。吉拉德认为这才是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的出路。

吴岚指出了中美合作的两个可能舞台。一个是2005年7月，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共同成立的“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 (“Asia 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吴岚说，虽然这个计划目前还处于自愿执行阶段，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在美国仍然处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之外的情况下，它可以作为《京都议定书》以外的一个的后备选择。另外，在新近建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能源合作也是议题之一。中美两国领导人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共同奋战“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