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达尔富尔

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769号决议，决定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大约两万六千人的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这一决议核准了安南计划的第三阶段维和行动，在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自2003年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愈演愈烈以来，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问题予以了突出的关注。中国政府由于其与苏丹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不断引来了国际社会众多的非议，甚至有某些个人、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把2008年北京奥运会羞辱为“种族灭绝奥运会”，力图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压以改变中国对苏丹的政策。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太资深主任、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贝德(Jeff Bader)，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特约记者与《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的高级通讯员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与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团体——拯救达尔富尔联盟(Save Darfur Coalition)组织的发言人艾伦•布鲁克斯-拉舒尔(Allyn Brooks-Lasure)。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

联合国通过决议派遣维和部队表明中国立场

贝德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最终通过1769号决议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达尔富尔政策的改变。他说，随着西方国家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以的压力不断增加，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名人组成的团体所形成的舆论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做出判断认为这些势力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不利于中国整体外交目标的实现，因此决定进一步通过外交努力、利用与苏丹政府的关系，争取达成结束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的解决方案。

科兰兹克则认为中国对达尔富尔的政策有“量”的变化，但不存在“质”上的变化。本质上，中国一直至少在理论上支持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进驻达尔富尔地区，只是因为苏丹政府的反对，加上中国向来坚持尊重国家主权与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因此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的方案久久未能得以实施。随着国际压力的增大，中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重视程度加强了，也对苏丹政府施加了一些压力。任命达尔富尔问题特使的决定本身也反映了这种“量”上的变化。

布鲁克斯-拉舒尔指出，联合国安理会1769号决议的通过反映了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中国政府与苏丹政府有着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的直接联系，因此能够对苏丹政府领导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产生直接的关键性的影响。虽然最终通过的1769号决议去除了草案中两个方面的内容——包括解除民兵武装和苏丹政府如未能履行此决议中的义务将负的某种形式的责任，但1769号决议总体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和一个好的出发点。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决议的确实履行上。

为何目光总是集中在中国？

无论食品安全问题，还是远在另一块大陆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似乎国际社会总是在指摘中国。贝德说，我不认为中国应该为达尔富尔问题负责任。达尔富尔问题完全是苏丹政府的责任。其他国家政府向中国施压，是因为它们看到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具有的特殊的影响力，希望中国能够为减少达尔富尔无辜平民的死伤进一步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也正是这样做的，并取得了正面的成果。

科兰兹克则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到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这在国际关系史上看也是非常正常的。正所谓“树大招风”，一国国力的增强就意味着其任何行动所涉及的他国利益的增多，因此受到各种势力批评的机会也就相应增多。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在国际上所受的批评更多，更何况中国在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在世界面前，其崛起对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影响也可能诱发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因此，对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的期望值的增加以及对中国的批评的增加必将伴随着中国的崛起。

美专家看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三原则

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刘贵今提出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应该遵循的三个原则：第一，坚持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制裁、施压不能解决问题。第二，支持被事实证明有效的三方机制，即联合国、非盟和苏丹政府间的协商。在三方协商的框架下，发挥非盟在苏丹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和阿盟的独特作用。国际社会其他倡议、建议应该和三方机制的主渠道一致。第三，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同时，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社会应该鼓励苏丹政府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没有苏丹政府的支持，达尔富尔问题很难得到妥善解决。

布鲁克斯-拉舒尔赞同通过政治渠道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他说，也正是因为如此，国际社会才希望在政治途径上能够起关键作用的中国利用它与苏丹政府的政治往来采取积极的行动。贝德则认为不应放弃制裁的选择。他分析说，国际问题的解决途径可以分为不采取行动、进行对话、进行制裁和使用武力四种。使用武力造成的损伤最大，因此最不可取。而制裁手段包括制裁和威胁使用制裁。 “有时候国际问题的解决光靠对话是不行的，至少要威胁使用制裁。”贝德认为，关键不在坚持什么原则，而在什么手段能够解决问题。如果在不使用制裁的情况下能够使巴希尔停止对民兵的武装支持、达成达尔富尔的和平局面，那么当然不使用制裁就是上上之选。“但过去六、七年的经验向我们暗示没有制裁手段，达尔富尔依然战火持续。因此，国际社会应该保留在对话不能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情况下使用制裁手段的选择余地。”

针对刘特使提出的第三条原则，贝德表示赞同。他说，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的维和方案，能够保证维和部队部署的有效性。任何成功的达尔富尔问题解决方案都需要苏丹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但同时，国际社会也应该维持对苏丹政府的压力。这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苏丹政府有所求的国家政府做出协调一致的声音与行动。这其中，中国扮演重要的角色。”

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vs.人道主义干涉

对于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与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矛盾，布鲁克斯-拉舒尔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家庭的家务事外人不应该也无权干涉。但如果丈夫殴打妻子，警察要不要得到丈夫的同意才强行进入私人领地制止家庭暴力？布鲁克斯-拉舒尔同时表示他能够理解尊重一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意义。

贝德则指出这两个原则也并不象一些人想得那样对立。美国同样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中国也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区别只在于在如果要保护弱势群体就不得不破坏国家主权的情况下，美国就会选择即使破坏国家主权也要保护弱势群体，尤其是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然而，“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上，这两个原则的矛盾并非不可避免。”只要能够得到苏丹政府的同意与支持，任何国际的解决措施就是苏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做出的自主选择。中国运用外交手段争取苏丹的同意与支持，并不构成干涉苏丹内政，而只是友善地引导苏丹政府在国际关注的问题上做出明智的选择。

与北京奥运何干？

很多人对西方某些个人与组织羞辱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种族清洗奥运会”表示强烈的愤怒与不解。科兰兹克指出，奥运会不被政治化当然最理想，但从历史上看，自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奥运会就成为了举办国集中显示其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项重大活动。中国在奥运会上投入了如此多的希望，自然奥运会也就很不幸地成为中国在外交上的“软肋”。

贝德说，“中国为北京奥运会举国欢庆。没有一个炎黄子孙不为北京举办奥运会感到自豪。”奥运会能够让中国人民在经历了一百年的屈辱史以后骄傲地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今日的强大，可以想象中国人对此寄托的情感与期望。同时，贝德理解为什么一些个人与组织要利用奥运会为他们的事业争取更多的关注。“即使奥运会在任何其他国家举行，只要此次奥运会将受到世界的瞩目，一些个人与组织就会自然予以利用以扩大其各自的影响。”同时贝德表示，任何政府行为的抵制奥运会行为都不能被接受，也将造成严重的错误。因此，个人、媒体、组织的宣传是一回事，政府却不应盲目追风。布鲁克斯-拉舒尔也澄清，拯救达尔富尔联盟以及他所了解的许多其他组织都不支持抵制北京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