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话新能源与气候变暖

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政府出台了有关可再生能源与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政策措施。首先是宣布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将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绿色”投资。其次，除了停关又一批小煤炭发电厂以外，“新能源振兴规划”文件也已处于最后审议阶段。在风能方面，中国政府宣布把仅18个月前制定的发展目标又提高三倍，即到2020年，风能发电有望达到1亿千瓦以上。太阳能方面也新出台了对太阳能产业的补贴措施。此外，5月20日，中国政府还公布了有关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立场的文件，即“落实巴厘路线图”。

这些政策在年底即将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前的出台说明了什么？中国实现这些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前景如何？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面临着怎样的困难，还需要哪些政策上的扶持？中美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目前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钱德瑞 (Bill Chandler)与能源基金会(Energy Foundation)高级副主席、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主任林江，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上的努力

“中国对待能源与气候变化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钱德瑞评价道，“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政府高层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中国官方已然认识到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将可能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在行动上，中国在降低能耗方面设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的设立远先进于美国，在关停低效率、高污染的小火电厂方面所展示的决心也是不多见的。“这些都展示了中国在解决能源与气候问题上的坚决的态度。”

林江也认为，“中国在过去的一两年中一直在非常积极地推动国际气候变化条约的制定。中国政府在过去的五六年中，也一直在做一些非常积极的行动，来降低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这些政策过去可能并不太为国外的媒体和政策界所了解。大家往往只关注中国会不会制定一个具体的碳排放上限，并没有看到中国在降低碳排放上所做出的具体的努力。”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林江指出，除了2020年关于风能的长期目标之外，中国政府还制定了今后3年要使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增加3倍的近期目标。“例如风能，现在只有1200万千瓦（的发电量），3年之后就要达到3000万千瓦。增长的份额与速度都是非常可观的。”从长远来看，2020年的目标将使可再生能源达到中国能源总供给量的至少15％。“这个比重与许多发达国家都是非常可比的。”

林江还指出，中国政府在短短18个月内就将原来的风能发展目标又提高了3倍，跟这期间所看到的风能发展势头之快有关。“过去没有意识到风力发电与常规能源相比也具有这么良好的经济竞争性，低估了技术发展和成本降低的前景。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人们往往对新能源的成本估计过高，低估了在规模投入之后成本降低的可能性。”

钱德瑞却提醒了可再生能源的局限性。他指出，风力发电每年只能运行20％到35％的时间，太阳能则更短。与运行时间为90％以上的常规能源相比，产生可再生能源的设备所可能运行的时间受自然的限制，因此其实际产生的能量也是有限的。

“即使中国能够达到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的雄伟目标，1亿千瓦的风能也仅占中国总耗能的2％，仅相当于30个左右煤电厂的发电力。”“少胜于无，但远不能改变全局。”而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林江所提到的可再生能源占总耗能的15％的数字中，大部分（10％）是来自较具争议的水电。

“但这并不是说不应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钱德瑞强调，“这只是说，放在更大的图景里看，发展可再生能源对解决中国能源问题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他认为，在解决能源与气候问题上，限制能源需求比提高多样供给更有效。“中国也在做扩大供给方面的努力，但过去几年的真正进展主要是在节能方面取得的。”他认为，中国应重点从能源需求方面入手，即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工业、交通、建筑方面的耗能。中国目前的能源利用率还很低，因此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此外，钱德瑞还建议，在短期内，天然气也是不错的选择。中国具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它比可再生资源便宜，比煤清洁。天然气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只有煤的一半。

推动绿色经济

发展绿色经济有可能成为中国跨越发展阶段的契机。林江指出，“气候变化实际上是能够给人类经济活动带来根本性转变的机会。碳排放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点。谁能够突破这个瓶颈，谁就能在新一轮的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这是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大好机会。中国在传统的技术领域方面往往落后于发达国家，比如说常规的汽车。但是在寻找新的交通工具的时候，中国就有可能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来赶超甚至引领世界先进水平。”

钱德瑞分析了中国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方面的成绩与不足。中国在规范高耗能工业上的举措与煤和电的较高价格都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政府的减税鼓励政策远不到位，对清洁技术的投资普遍还缺乏动力。钱德瑞举例说，增值税是企业要缴的最主要的一种税。如果你生产清洁能源，你要向你的每一个客户征收14.5％的增值税。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此外，绿色产业的融资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清洁能源企业在申请贷款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复杂的行政体系也使得跨国间的技术合作项目审批受到延迟，且花销增加。总之，中国尚缺乏一个有利于绿色产业发展的优良环境。

林江补充道，“中国的太阳能产能在世界上虽然是第一大的，但利用率还是很低。”所以象新出台的对太阳能产业的补贴政策虽然至关重要，但仅仅是一个好的开端。此外，“也应注意补贴政策的长期性。只补贴一年很难吸引长期投资。”
“从政府投入来看，研发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降低成本是可再生能源进一步市场化的关键。这跟国家在研究方面的投入是非常相关的。”

中美合作共同领导“后京都时代”

《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年到期。两位专家都认为，在一个“后京都时代”，中美两国应带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来共同探讨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具体方案。

钱德瑞率领中美两国的能源专家与政治领导人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已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非正式谈判。他指出，中国和美国制造了全球40%的温室气体。这两个国家能否在这个问题上展现出领导姿态决定了全球遏制气候变化的努力的成败。“如果这两个国家行动起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可以更容易地融入一项全球性计划。”钱德瑞领导下的中美非正式谈判也正是为了首先在中美之间达成一个协议。

钱德瑞表示，这样的协议将是某种不对称的协议。美国应该建立一个“碳排放限额与交易”(cap-and-trade)体制，并保证美国因减排而关闭的工厂不会被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中国由于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必设立一个具体的碳排放上限，但我们应鼓励中国而且中国应该也非常愿意在各个领域采取更高的节能标准。这样，中国的碳排放增长有望被减慢，中国在未来实现碳排放的绝对值的下降也就指日可待。”他不愿为协议的最终达成定一个期限，但表示这样的协议的达成是可能的。


其他建议

钱德瑞还指出，世界上关于可再生能源的最成功案例实际上是中国对太阳能热能的成功利用，即太阳能热水器在中国的普及。中国目前已建立起具有3亿5千万平方米贮水量的太阳能热水设备。“这一成功案例是被世人所忽略了的，是中国应该引以为豪的，也是中国应该向国外出口的。”“我能够想象中国在未来将这一好的经验出口，设计一个包括配套的设备与服务的一揽子计划，以应全球降能耗之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