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Opinion and Debate
中国经济增长不能靠消费
Unbalanced Growth Will Help China Avoid a Slump
黄育川(Yukon Huang)，《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3年7月23日
当前市场在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评估相关政策选择方面遇到了困难。一种极端表现是，部分观察人士开始讨论中国经济崩盘的可能。但绝大多数人已经转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依靠消费驱动，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几乎已成共识——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已经逐步滑至35%以下，为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而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则升至45%以上，为主要经济体中比例最高的。
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常被归咎于利率水平偏低或者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是一种很方便的解释，因为价格驱动资源配置的观点很容易为金融市场所接受。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上周发表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文章，准确地找出了该问题的真正原因，这在主要评论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克鲁格曼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可由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获得诺贝尔奖的模型来解释；该模型展示了伴随着投资的增长，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经济领域的转移，是如何导致经济快速但不平衡地增长的。该模型还展示了，在何种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将趋紧，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经济也将最终更趋平衡——即达到“刘易斯转折点”——正如克鲁格曼指出，这一过程正在导致中国“撞上长城”。
但克鲁格曼接下来错误地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连同工业化进程，“导致工资水平在经济走向富裕时仍然维持在低位”，中国为了避免经济增长严重放缓，必须尽快平衡经济增长。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克鲁格曼认为再平衡是中国避免经济增长过早放缓的解决办法。正是经济过早放缓导致了多数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这在拉丁美洲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几个欧洲以外的经济体成功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位于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新加坡。人们没有充分认识 到的是，这些经济体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不平衡增长，消费占GDP比重曾经下滑20至30个百分点，然后才实现较为平衡的增长——而目前中国所走的似乎正是这条发展道路。事实上，只有增长不平衡的经济体才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阶段，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增长势头缓慢的东南亚国家，走的才是较为平衡的增长路径。
为何成功的增长模式会如此失衡？答案在于结构调整，当一个经济体从依赖农业转向以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会发生这种调整。目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50%，而三十年前则仅为20%。在小农领域，劳动力直接创造的产值比重约达90%，而在工业或服务业领域，劳动力直接贡献的产值比例则接近于50%（其余部分来自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随着每年数百万农民工从小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其对整体国民经济数据的影响是，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自动下滑，并导致消费占GDP之比随之下降。
与流行观点相反的是——克鲁格曼在这里同样犯了错误——城镇化进程并未对劳动力造成不利，消费占GDP比重下降也并无不妥之处，因为农民工所获报酬以及消费支出较进城之前多出了好几倍，企业也能通过吸收更多劳动力以及利润增长实现扩张，中国整体也从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中获益。
在同等的经济发展阶段，前述经济增长不平衡经济体的消费以及工资增速，要比走平衡增长之路的经济体快得多。特别是，在实际工资增幅达到两位数的带动下，中国的实际消费支出一直在以每年8%的速度稳步增长——过去十五年来这在任何主要发展中或者发达济体里都属最高水平。因此，较平衡的增长模式将带来工资以及消费支出更快增长这一假设，并不成立。
受增长失衡对经济不利、消费支出遭到抑制等观点的影响，很多评论家错误地建议，中国应该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经济理论中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的概念。可持续的增长只有通过增加生产要素 ——即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和提高生产率才能实现。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趋于下降（虽然劳动力质量尚有提升空间），投资率也已达到上限（虽然投资结构一定会发生变化）。因此，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进一步推进旨在提高生产率的改革。
当前的风险在于，如果人为刺激消费以及过早地平衡经济结构，中国可能失去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而这原本可以通过实施改革、推动城镇化进程更有效进行、允许私营部门发挥最大潜力来实现。韩国、日本和台湾是在人均收入达到12000至15000美元（按经调整的购买力平价衡量）时开始平衡经济结构的。目前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9000美元。如果中国政府施行必要的改革措施，实现生产率的提升，那么中国经济在2020年以前都不会像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撞上长城。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稳稳地走上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道路。
如果中国政府的措施得当，那么经济结构再平衡最终将作为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副产品而发生，而不必将其当成一个核心目标。
卡内基动态 Carnegie News
东向政策：印度、美国以及东亚地区不断变化的安全架构
Looking East: Ind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volving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
弗雷德里克•格瑞尔(Frederic Grare)，赫曼塔•克里尚•辛格(Hemant Krishan Singh)，2013年6月7日，华盛顿特区
随着印度“东向政策”的振兴与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印美两国的政策利益越来越一致。但是，这两项举措在短期内都会面临挑战。赫曼塔•克里尚•辛格论述了印度邻国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亚洲的经济变化与安全动向。主持人是弗雷德里克•格瑞尔。
中国经济新增长模式：神话与现实
China’s New Growth Model: Myths and Realities
黄育川(Yukon Huang)，林蕾(Clare Lynch)，2013年7月16日，华盛顿特区
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必定成为今年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焦点议题之一。这种下降趋势强化了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更均衡、必须扩大消费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观点。然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增长之路可能会继续面临经济失衡，且需要采取往往遭到误解的政策改革。黄育川和林蕾根据正在进行的研究成果，论述了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神话和现实”。
泛太平洋伙伴关系vs.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东南亚贸易何去何从
TPP vs. RCEP: Southeast Asia’s Trade Dilemma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马修•古德曼(Matt Goodman)，索拉•盖普塔(Sourabh Gupta)，梅雷迪思•米勒(Meredith Miller)，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2013年6月18日，华盛顿特区
东南亚国家参与了两项大相径庭的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即：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二者之间有何不同之处？哪一项协定最有利于东南亚国家？这些谈判对复兴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的努力是祸是福？马特•古德曼、索拉•盖普塔、梅雷迪思•米勒以及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各自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讨论由维克拉姆•尼赫鲁主持。
国际能源机构报告发布：重绘能源气候地图
IEA Report Launch: Redrawing the Energy-Climate Map
法蒂赫•比罗尔(Fatih Birol)，大卫•泊韦(David Burwell)，丹尼尔•珀内曼(Daniel Poneman)，安德鲁•斯蒂尔(Andrew Steer)，波利•杜腾伯格(Polly Trottenberg)，2013年6月21日，华盛顿特区
国际能源机构(IEA)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对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进行限制，不得超过2摄氏度，以避免出现潜在的灾难性气候变化。但整个世界距离这一目标的达成相差甚远；有人指出，现有迹象表明此事不容乐观，该议题在政治议程中的排名已经下滑。卡内基能源与气候项目在华盛顿特区主办了国际能源机构《世界能源展望》专题报告“重绘能源气候地图”的发布活动，竭力使气候变化重新成为公众关注焦点。该报告概述了能源行业在不产生任何经济成本的情况下可以迅速有效实施的四项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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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 非敌非友
Let’s Not Be Friends
阎学通，《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3年6月6日
阎学通认为，相互信任是大国之间战略合作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只要存在共同利益，即使缺乏相互信任，中美两国也可以展开高效可靠的合作。中美两国应当努力确定这些激励机制和共同利益，重点发展积极合作，扩大利益汇合点或加强互惠互利。他鼓励中美两国优先考虑基于利益冲突的预防性合作（而非基于共同利益的积极性合作）。他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并非中美在未来几年内会面临更多的战略冲突，而是两国没有学会如何在缺乏互信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从而致使小矛盾酿成更大的事端。此外，为使不可避免的冲突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他强调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应采取“和平竞争”原则。
亚洲贸易协定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参与
Asia Needs Both U.S. and China Involved in Trade Deals
黄育川(Yukon Huang)，《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2013年7月8日
针对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进程，黄玉川指出，中美两国应采取更积极的立场，才能保证亚洲区域经济架构的稳定。他认为，即使从短期来看，中国认为其很难达到TPP的高标准。但长期来看，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关注使有可能进一步向TPP的标准靠拢。中国也应当尽早积极参与TPP谈判，这样才能在标准制定上掌握更多的发言权。他指出，中国的加入对这项协定本身也是大有裨益的，因为联合多个大型经济体构建一个贸易结构要比在单一强国主导下与多个弱小国家谈判更有意义。刚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同时参与TPP和RCEP的谈判进程有益于保护这个促使亚洲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地区的经济框架结构。
危机时刻
Crunch Time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3年6月27日
2013年6月在中国发生的流动性紧缩预示着中国经济在未来将面临一定困难。在境外设立子公司的内地企业通过伪造进口贸易发票向国外借贷，将大量资金带入内地，导致央行被迫扩大国内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量。然而今年5月中国当局开始打击贸易发票造假行为，使外汇流入下降，伴随信贷迅速增长的流动资金也趋于干涸， 直接导致市场流动性紧缩。佩蒂斯认为中国当局决心揭穿这场流动性紧张的真实面目之举说明：央行与北京领导层似乎下定决定，彻底查清信贷扩张的真实情况——即使此举势必影响经济增速，对银行产生压力。此外，由于金融体系和所有借款方——包括房地产开发商、资本密集型制造商以及地方和市政府——太过沉迷于快速信贷扩张，制约信贷增长也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经济活动将显著减弱。
如何抑制中日紧张局势
How to Contain Japan-China Tensions
史文(Michael D. Swaine)，杜睿清 (Rachel Esplin Odell)，《外交官》(Diplomat)， 2013年6月21日
文章分别从日本，中国及美国的现有国情及立场分析并总结了该如何改善中日间在东中国海上的紧张局势。文章指出，从短期来看，双方应积极制定合作方案、签署非正式协议、拓宽沟通渠道，以预防和处理潜在危机，尤其是可能出现的海空冲突。从长远来看，在西太平洋的部署模式和军力分布上，两国须邀请美国同时参与对话，以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就未来发展的建议，作者认为，除建立沟通合作机制之外，日本应以某种方式承认双方在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上存有争议，与此同时，中国应避免在该地区单方面扩大军事或准军事部署。同样，日本应避免在岛上修建任何设施或实体存在。此外，双方应重申2008年签署的东海资源联合开发协议，并采取具体行动实施协议内容。然而，履行这些措施都需要中日双方具备敏锐的政治眼光，采用灵活的外交手段。
对中国来说，中东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What a Changing Middle East Means for China?
大卫•先科(David Schenker)，问与答(Q&A)，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2013年7年01日
中东地区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来源，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中东地区日趋动荡，美国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在中东地区逐渐撤出的影响力，促使中国需要重新考虑在中东地区扮演的角色。先科在专访中阐述了这一区域的动荡会使如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外界行为体经历哪些得失。他指出，中东的区域不稳定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产生负面影响。他同时认为，虽然中国无法取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能够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力。中国尤其不应再继续搭美国的便车，栖居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维持稳定安全的大伞下。
美欧贸易协定是制衡中国的方式？
Is the U.S.-EU Trade Pact a Way to Balance China?
史志钦，2013年06月17日
作者认为，美欧协定并不必然就是经济上的北约，要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这需要中国开放其不透明且暗箱操作的国有企业，从长远来看这会有益于中国。目前，欧盟、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未来紧密相联且平稳的国际体系依靠的是这三大经济体形成紧密结合且非排他性的三角经济关系。而现在正是中国、欧盟和美国在不构建贸易子协议的情况下促进更深更广经济一体化的时机。与此同时，这三方应为发展更紧密关系打下基础，并共同处理全球事务，例如全球变暖、金融稳定以及恐怖主义，单一国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中美峰会上的中东问题
The Middle East at the U.S.-China Summit
詹姆斯•杰弗瑞(James F. Jeffrey)，韩磊(Paul Haenle)，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2013年6月5日
与中国官员和政策分析员的讨论凸显了在区域问题中需要慎重合作，包括对伊朗的最终外交决议以及降低调解叙利亚局势。作者指出，除了伊朗核问题，中国在中东安全态势方面的潜在新角色并非影响深远。然而，如果处理得当，中国的参与能够作为美国倡议以及中国广泛的区域贸易关系的补充。此外，通过增加与美国的信任和互通，这种合作能为中美两国在中东以外最敏感和最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的进展铺平道路。
学者文摘Scholarly Publications
《五角大楼与“转向亚洲”政策》
The Pentagon and the Pivot
廖凯(Kai Liao)，《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2013年5月29日
文章对美国国防部的内部智库——净评估办公室（ONA）的政策建议变化进行了分析，以此从侧面追溯“转向亚洲”政策的起源与发展转变，同时也以此推测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局势的发展趋势，以及美国和中国在亚太战略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分析净评估办公室的相关工作有助于了解美国高层官员和五角大楼高层的意见，了解国防部会在何时对何种问题感兴趣。
文章指出，在净评估办公室第一阶段的评估过程中，亚洲并未被视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相反，相比欧洲，亚洲显得不太重要。在这一时期，苏联被视为防范重点。但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后不久，该办公室的分析家认为美国不再面临直接威胁，也没有实力相近的大国与其匹敌。尽管净评估办公室明确界定新战略将以防止出现新的挑战者为目标，但对美国的潜在对手和重点区域还不确定。此时，美国在亚洲是作为一种平衡的力量存在着，以防止地区霸权。该办公室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结论认为最可能的潜在对手是美国的盟友，但它们并没有强烈的动力与美国竞争抗衡。研究还表示，美国的安全利益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有野心获得区域霸权地位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净评估办公室开始关注中国。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技术优势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被长期的经济衰退所削弱。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却一直在迅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扩张将使其拥有更大的军事能力和外交影响力。
自2000年以来，净评估办公室对中国的关注愈发增多，认为美国将进入与中国的长期竞争，并针对此制定了相关战略。该办公室认为，虽然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相对实力会下降，但其主导地位依然可以保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避免受到中国的挑战，劝诫是至关重要的战略。美国可以通过加强威慑力，让对手对成功挑战美国缺乏信心。但该办公室也指出，过多展示武力也有可能刺激中国。总之，这种战略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中国的反应。
《包容中国》
Accommodating China
阿米塔伊•埃茨奥尼(Amitai Etzioni)，《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2013年4月3日
文章指出，当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出现摩擦和碰撞。然而，两国间的碰撞并非不可避免。作者认为，美国应该尽量适应中国崛起，而不是设法损害其核心利益，从而导致不必要的军事对抗。同时，这一战略不应被理解为绥靖或者让步，而是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维护自身利益，同时有利于全球稳定。
作者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往往通过谈判或其他和平手段解决与邻国的冲突。尽管中国近几年来变得更加自信，但这也仅仅局限与地区事务，而中国从未显示出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颠覆的野心。同时，中国自身也面临着诸多国内问题：经济放缓和环境、人口、社会和政治挑战，因而无暇对外侵犯美国。除此之外，中国在东亚也少有盟友。因此，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直接威胁。美国及其盟国不应该过分紧张，担心与中国重演“冷战”。相反，只要中国遵守国际法则，西方国家应该容忍中国在亚洲扩大其区域影响力，和允许其获得重要资源。
经济上，中国非常在意其经济发展，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和产品销售往往受到阻力。文章认为，华盛顿应该对中国的投资和产品销售提供帮助，并且停止阻挠中国的能源交易。但同时，华盛顿也需要调整其财政政策，减少对中国债务融资的依赖。除此之外，美国还应该欢迎中国在其他国家的铁路公路建设、管道建设和获得能源和原材料进口。
军事上，中国依然处于军事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美国应该制定更加积极的国防政策，促进和平共处，而不是急于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同时，美国的安全问题主要存在于中东地区，而不是亚太，因而美国不应该“重返亚洲”，在海军力量上更不能过分展示的自信和挑衅态度。作者认为，美国应该在网络空间和外太空领域对中国有所防范，认为这是未来军事的关键。同时还应继续就知识产权问题对北京施压。
总之，文章认为，只要中国尊重国际法，美国就应该尽量容忍中国，避免与其发生碰撞。美国还应该让中国获得与其不断增长的区域影响力想匹配的权力，确保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的投资政策》
China Investment Policy: An Update
肯•戴维斯(Ken Davie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Publishing)，2013年1月
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的变化。文章指出，尽管中国所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大不如从前，但其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FDI 接受国，境外资本在促进税收创收、推动贸易和投资等方面仍然继续发挥着巨大作用。
作者分析，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规模和结构都有所改变，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外合资企业开始逐步复兴；其次，相比制造业，服务业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较快；第三，外资从传统的投资东部地区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扩展。除此之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逐步增加，中国资本外流的趋势随着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加深。
文章指出，虽然投资者仍然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多种因素将不利于外国投资的增长。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和来自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除此之外，投资保护主义的趋势在中国兴起，例如，在政府采购中歧视外资企业。这些现象令投资者担忧，对亟需吸引外资流入产生不利影响。
当下，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简化和下放外资管理，并加强执法。中国一直强调调整国家的优先事项，使之与外商投资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其中包括提升产业结构、支持创新和在欠发达的内陆地区设立外包产业，以及外资项目三重筹款“许可目录”。在地方，各省则制定了差异化战略来促进外资落户。文章认为这些是很大的改进，中国政府应继续努力促进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增加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扩大联系，提升持久性：改善中美军方关系的战略》
Expanding Contacts to Enhance Durability: A Strategy for Improving U.S.-China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
斯科特•哈罗德(Scott W. Harold)，《亚洲政策》(Asia Policy)，2013年7月
中美两国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往来方面都关系密切，并且形成了制度化的定期交流，但两国间军方对军方的关系还尚不成熟。中美两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军事关系都较为反复。文章着重探讨中美两国军方之间的关系，提出通过扩展合作等一系列战略手段来改善两国的军事关系，并探讨了不同政策选择的优势和相关风险。
文章指出，尽管两国领导人都强调了改善双边军事关系的重要性，中美两军的关系依然是中美关系中的最为薄弱的环节。这主要由两大因素造成：战略不信任和缺乏共识。首先，中美两军之间战略不信任严重：美国担心中国实力增长会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危及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的安全和利益；而中国则认为美国有心遏制中国崛起，认为美国近年来重返亚洲，推行“再平衡”战略是针对中国。
其次，中美之间对加强军方关系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美国认为两军加强交流的意义在于沟通和传递信息，以促进两国两军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中国则更倾向于向外界展示实力，推动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注重更加务实的战术交流。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共识，对深入发展中国两军的关系有阻碍作用。
文章认为，美国应该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关系。当下，中国领导人也表现出扩大与美军接触的开放姿态，美国应该主动增加接触，创造合作和交流的机会。作者认为，改善两军关系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策略。一方面，保持与中国军事精英之间的定期接触；另一方面，保持基层的沟通和交流。但美军应该避免协助解放军提高其运营作战的能力和实行国内镇压的能力。总之，军方之间改善关系可能将是渐进式的，需要经历一定时间，但无可厚非的是两军关系的改善最终将有助于两国建立更好的整体关系。
《双赢策略：贸易何以制约中日冲突》
Mutual Assured Production: Why Trade Will Limit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东方经济学家警言》(The Oriental Economist Alert)，2013年7-8月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上升，任何潜在的冲突都将可能导致两国经济关系的隔绝。而自从两国因钓鱼岛主权问题关系紧张以来，双方都在经济上对对方实施了制裁。
在中国，许多中国公民走上街抵制日本产品，并引发多起暴力事件。不同与以往，中国政府对这些公开抵制和游行“睁只眼闭只眼”，采取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由于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出口，中国政府的态度让日本政府产生担心，担忧中国会倚仗出口市场的地位来迫使日本在领土问题做出让步。日本的安全专家也指出，中国可能会通过长期的经济抵制等方法来要挟日本，这些抵制对日本经济将是灾难性的。
然后，这些担心都没有实现，这是因为中国对日本产品的依赖不亚于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中国需要从日本引进先进的制造零件来发展其高科技产品。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依赖于为跨国公司的订单，如果切断来自日本的产品进口，中国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也将面临危险。因此，中国无法从根本上抵制日本，实施经济威胁。
如今，中国政府似乎无意继续经济抵制：政府已经在微博和互联网上封锁了“抵制日本”的活动；在二月份春节期间，北京禁止了销售流行的“东京大爆炸”烟花；三月下旬，中国还启动了与日韩两国的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会谈。同时，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就业和增加税收，也想方设法吸引日本企业扩大其在当地的业务。除此之外，中国消费者也不感兴趣继续抵制日货。
然而，作者同时也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并不能总盖过民族主义情绪，尽管它能够提高强硬政策的成本。因此，两国之间的经济依赖不能保证中日之间的冲突不会发生，不过，经济联系至少能驱使两国更加理性地做出决策。
《东亚地区的中美关系：韩国的战略选择》
China-U.S. Relations in East Asia: Strategic Rivalry and Korea’s Choice
朴在京(Jae-kyung Park)，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13年4月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实力不断上升，在外交上也表现出自信姿态。而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推行“重返亚洲”的战略，在亚太地区进行“再平衡”。中美两国之间“对峙”的局面愈发显著，这两大国在亚太地区发生冲撞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面对两大国的竞争，很多亚洲国家都有“夹缝生存”的感觉，对如何在中美之间周旋感到头疼。韩国也是其中之一。
文章指出，当前的局势对韩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作者认为，中美之间不会正式爆发冲突——尽管它们彼此对对方抱有敌意，但理性的考量使两国都更加倾向于保持合作，而不是让矛盾激化。因此，中美之间的“龙虎之争”不会危及韩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韩国就可以放松警惕。作者指出，韩国依然需要在中美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一方面，美国是韩国的盟友，可以为其提供安全保护；另一方面，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韩国经济至关重要。
作者建议，要平衡好这一关系，韩国的外交政策需要考虑三点：首先，韩国应该保持对亚太事务的积极参与，避免被边缘化。其中，韩国尤其需要向东盟这一颇具影响力的多边组织靠拢，积极参与东盟事务。第二，在朝核问题上，韩国应该格外谨慎，必须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保证区域和平与稳定，必要时可引入多变机制解决朝核问题。第三，在南海问题上，韩国应灵活应对，在具体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
《中国例外论》
The Rising Chorus of Chinese Exceptionalism
本杰明•何(Benjamin Ho Tze Ern)，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3年4月15日
文章指出，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相比从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主动，积极推动自身的全球化，从以前被动的位置中脱离出来。此外，中国还热心于将自己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全球利益相关者。然而，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长期战略意图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面对这些怀疑，中方提出了和平崛起的“例外论”，指出中国不会像传统新兴大国一样挑起战争。
作者分析，中国的例外论同20世纪美国例外论不同，美国的崛起是要将其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传播到全世界，而中国崛起则似乎不具备类似的传教目标。相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更加地务实，注重实际利益，而不是向其他国家输出意识形态。事实上，北京方面常常批评西方干涉他国内政，而不是对别国给予真诚的帮助，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保护全球利益。
文章指出，中国的自信行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出于务实的目的，维护自身的实际利益。第二，防止西方影响和控制中国的未来。这一强调实用主义的政策核心，让中国领导人在政策决策中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而中国之所以不像美国一样推行意识形态输出，也与此有关。
具体而言，中国反对意识形态输出和干涉他国内政有三大目的：第一，中国希望在世界舞台上争取更大的影响力。第二，中国需要巩固和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第三，改造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形象，利用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反感，树立自己道德典范的形象。
总之，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冲突和武力。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中国也需要谨慎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